唐末儒學的新趨向·儒學學風的變化

唐初因“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而編定《五經正義》，使之成為明經取士和進士策問的標準。人們只能按照“正義”的內容講解儒家思想，這就嚴重束縛了儒學的發展。雖然有人不滿足于此，如劉知己著《疑古》、《惑經》，王元感作《尚書紀謬》、《春秋振滯》，元行沖等人以新解撰《禮記義疏》，但受到了強烈的反對和壓制，也沒有產生實際的影響。因此，唐代后期的儒家學者面對時代的變化，試圖為儒學的發展尋找新出路時，必須沖破舊經學框架的束縛，形成新的學風。這種努力首先表現為古文運動關于文與道關系的討論，及以春秋學為代表的試圖建立新經學的努力。

早期古文運動

古文運動是唐代后期開始的一場文化運動，它形成于安史之亂后不久，吸引了大批儒家學者參加。表面上看，這場運動反對六朝以來以駢文為代表的浮艷文風，主張恢復先秦兩漢的文學傳統，是文風、文體和文學語言的改革。但聯系到特定的社會環境和時代問題，就可以看出，這場運動的意義不僅在于文學上的復古，而且在于為思想創新準備條件。

先秦和兩漢的知識分子有一個重要的傳統，就是文學與學術緊密結合，寫文章重在內容。到了六朝，這種傳統受到破壞。隋人批評說：“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惟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隋書·李諤傳》)

唐代仍然“沿江左余風，絺句繪章，揣合低昂”(《新唐書·文藝傳》)，大多數人寫文章務求鋪陳綺麗。安史之亂以后，隨著社會危機的出現，一些學者深切感到，空洞浮華的文章于世無補，文學應該發揮其社會功能，為維護國家統一、保障封建秩序服務。梁肅指出：“文章之道，與政通矣。世教之污崇，人風之厚薄，與立言立事者邪正藏否，皆在焉。”(《秘書監包府君集序》，《全唐文》卷五一七)

柳冕強調：“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亂，系于國風。”(《與徐給事論文書》，《全唐文》卷五二七)

在封建社會中，最適于起教化作用的莫過于儒學。因此，崇尚儒術與提倡古文，就成為古文運動的兩大綱領。

為了擺正文學與儒學的關系，突出儒學的作用，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們對于文與道的關系發表了很多議論。他們主張文與道的關系應該是“文本于道”。梁肅說：

“文本于道，失道則博之以氣，氣不足則飾之以詞，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詞，辭不當則文斯敗矣。”(《補闕李君前集序》，《全唐文》卷五一八)

離開了道，就不會有好文章。許孟容也指出，寫文章時應該“屬詞匠意，必本于道”(《穆公集序》，《全唐文》卷四七九)。梁肅還認為，在文學創作中，“文本于道”應具體表現為：

“操道德為根本，總禮樂為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興、《春秋》之褒貶屬之于辭。”(《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后序》，《全唐文》卷五一八)

用柳冕的話說，這就是“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與權侍郎書》，《全唐文》卷五二七)。柳冕進一步論證說：

“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盛，文不及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為藝矣。”(《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全唐文》卷五二七)

如果缺少了道，文學也就流為一種技藝了。所以，“明先王之道，盡天人之際，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全唐文》卷五二七)。就是說，有了充實深刻的內容，文章的水平自然會相應地提高。由此柳冕下了一個定義：

“儒之用，文之謂也。”(《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把文學看成是表達儒學的工具。稍后的古文運動領袖韓愈和柳宗元更進一步提出“文以明道”和“文以載道”，把文學與儒家之道的關系明確地規定為手段和目的的關系。

在當時的情況下，古文運動主張文學本于儒道，為發揚儒家服務，突出了儒學的作用和意義，促使許多知識分子把注意力轉移到儒學上來，影響了學風的轉變。可是，古文運動倡導者的最終目的不是就儒學而言儒學，而是“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裴度《寄李翱書》，《全唐文》卷五三八)，所要解決的是當時的教化問題。然而現成的訓詁經學“以諷誦章句為精，以穿鑿文字為奧，至于圣賢之微旨，教化之大本，人倫之紀律，王道之根源，則蕩然莫知所措矣”(呂溫《與族兄皋請學春秋書》)。訓詁經學方法的局限性使儒學難以承擔這個任務，于是一些人開始主張否定訓詁章句之學，闡揚義理之學。

有人提出：“明《六經》之文，合先王之道，而不在于注疏。”(權德輿《答柳福州書》，《全唐文》卷四九八)

梁肅認為，學習儒學應“博究《五經》，舉其大略，而不為章句學”(《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后序》)，重大義而不重章句。柳冕則以對待義理之學和章句之學的態度區分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他說：“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與權侍郎書》)并指出，朝廷取士以經義注疏為準，“先章句之儒，后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 由此必然導致“人物殄瘁，廉恥不興”(同上)。當時還有人以此作為品評人物的一項標準，如權德輿給裴希先寫的碑文中稱贊裴“于經書泛為疏達，而不窮章句”(《全唐文》卷五○一)。崔佑甫稱贊獨孤及“遍覽《五經》，觀其大義，不為章句學”(《故常州刺史獨孤公神道碑》，《全唐文》卷四○九)。這些議論說明，在古文運動的早期階段，人們已經意識到，儒學若要有新的發展，就應該拋棄章句訓詁之學的模式，根據時代的需要發揮儒學的基本精神。韓愈、柳宗元、李翱等人就是受其影響，離開經傳注疏的傳統，直接探討儒學的重大理論問題。

追求儒家的先王之道和反對章句訓詁、提倡闡揚義理，這是早期古文運動對儒學發展的兩個貢獻。這對由專守舊注轉變注重思想創新的儒學學風，起到了促進作用。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唐代后期儒學中出現新趨向的前奏曲。不過，古文運動畢竟還是一場文學運動，其早期倡導者也只是一些文學家，他們的重點是通過文學創作表彰儒學，而未能把對道的追求和闡揚義理的主張化為思想實踐。他們之后的韓愈、柳宗元等人不僅是古文運動的領導者，而且跳出了文學運動的局限，以思想家的身份從事理論活動，由此使唐代儒學的面貌得以改觀。

經學的變化和春秋學

與古文運動的興起相呼應，一些學者以新的態度研究儒家典籍，給經學帶來了變化。史載：

“大歷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新唐書·啖助傳》)

李肇的《唐國史補》卷下也有關于“大歷已后”涌現出一批專門治經的學者的記載。唐初使經學成為統一的官學，取消了學派存在的地位。上述治經學者重新研究儒經，并“皆自名其學”，說明唐代經學沉寂多年之后，開始走出官學的藩籬，又出現了各抒己見的學派。在這些“專學”中，影響最大的是啖助、趙匡、陸質(原名淳，避唐憲宗諱改為質)的春秋學。

春秋學不同于以往經學的突出一點是以經駁傳，大膽地懷疑和否定歷代學者對于《春秋》的解釋。講解《春秋》的眾多著作中，最有權威的是《公羊》、《穀梁》和《左傳》。這三部書在唐代都已取得了經的資格。可是春秋學派并不把這三傳放在眼里。啖助說：“微言久絕，通儒不作，遺文所存，三傳而已。傳已互失經旨，注又不盡傳意，《春秋》之意幾乎泯滅。”(《春秋集傳纂例》卷一，《啖氏集傳集注義第三》)啖助認為，“春秋三傳”已經不能傳達經的大義，注又不及傳，所以圣人作《春秋》的旨意就難以為人所知了。趙匡也指責“三家之說，其宏意大指，多未之知”(趙氏《損益義第五》)。三傳不能體現圣人的精神，又造成了不好的風氣，啖助說：

“先儒各守一傳，互相彈射，仇蘺不若，詭辯迂說，附會本學，鱗雜米聚，難見易滯。蓋令后人不識宗本，因注迷經，因疏迷注，黨于所習。”(《啖氏集傳集注義第三》)這樣一來，人們就“不復知有《春秋》微旨”。

中國思想發展史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歷代思想家都不斷給原始的經典做傳注，除文字疏解外，還借此發揮自己的思想，表現時代的精神。其中有些傳注受到一時的尊崇，也就獲得了類似于經的地位。“春秋三傳”即屬于這種情況。然而這些傳注主要反映了特定時代的需要和認識水平，不能適用于所有時代。因此，后代學者要解決自己時代的新問題，就必須敢于懷疑和否定已有的傳注，否則就無法發揮自己的思想，創造新的理論。當然，否定傳注并不意味著對于儒家經典的懷疑和否定。就儒家的發展來說，原始經典的基本內容是不能否定的，因為其中包含了宗法文化的基本精神，否定了它們，也就等于否定了儒學本身。而且由于原始經典產生于中國宗法文化面臨多種發展可能性的階段，所以其中內容也往往具有多方面的意義，正可以在不同的時代，根據不同的認識水平，針對不同的情況，予以不同的發揮。按照陸贄的說法，這是“知本乃能通于變，學古所以行于今”(《策問博通墳典通于教化科》，《全唐文》卷四六四)。學習儒學的基本精神以解決時代問題。春秋學派就試圖這樣做，他們自稱：

“考究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亦以愚意裨補闕漏，商榷得失，研精宣暢，期于浹洽。尼父之志，庶幾可見。”(《啖氏集傳集注義第三》)

就是說，否定“三傳”作為經典的神圣性以后，他們按自己的理解并吸取前人注釋之長，重新發揮孔子的思想。

這一特點不是春秋學所獨有的。當時“專學者”的著作流傳下來的還有成伯玙的《毛詩指說》，否定《詩序》為子夏所傳，指出為毛亨所作，使其經典性大打折扣。對于《詩經》的解釋，他也不依于成說，而帶有一定的時代特色。如他在解釋《詩經》時，很注意文體的研究，顯然這是與古文運動相呼應的。此外，晚于大歷學者的韓愈、李翱著有《論語筆解》在許多處否定孔安國等人的權威性注解，其中指斥“孔說非也”、“妄就其義”、“非其精蘊”的話比比皆是。他們不僅根據自己所理解的“孔子大義”寫出新的注解，甚至還敢于指出《論語》中有傳抄的錯誤，不合孔子的意思，應予糾正，表現出了大膽的懷疑精神。宋人聲稱：“唐及國初(按：指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圣人乎。”(《困學紀聞》卷八引陸游語)此話并不合實際情況。宋代慶歷以后疑經風盛，唐代實為濫觴。不過唐代后期的經學專著多數未流傳下來。

從流傳下來的幾部專著看，春秋學派的著作所表現的時代感最為強烈。他們之所以要在解釋《春秋》上下功夫，就是因為他們從《春秋》對“東周王綱廢絕，人倫大壞”(《春秋指意義第一》)的針砭中，自然聯想到安史之亂后，王權衰落、社會動亂的局面，所以要從孔子對春秋時代的認識中獲得把握現實的啟發。啖助說：

“予以為春秋者，救時之弊，革禮之薄。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靈也。……悲大道不行，將托文以見意，雖有其德而無其位，不作禮樂，乃修《春秋》，為后王法。”(《春秋指意義第一》)

他們認為，《春秋》是孔子專為治理亂世而立的標準，其中自然包含了扭轉唐代由盛入衰的良方，所以他們在發揮《春秋》大義時，很注意結合現實的社會問題。啖助把《春秋》大義歸納為：“首王致以大一統，先王人以黜諸侯，不書戰以稱莫敵，稱天王以表無二尊。”(《春秋指意義第一》)

趙匡也講了同樣的意思：“問者曰：‘然則《春秋》救世之宗指安在?’答曰：‘在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癉惡，不失纖介，如斯而已。’”(《趙氏損益義第五》)這是他們全部春秋學的核心思想。

唐代后期最緊迫的任務是維護唐王朝的大一統局面，尊崇皇權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反對軍閥割據。很顯然，春秋學派在儒家經學方面的努力是積極為完成這個任務服務的。

以春秋學為代表的唐代后期儒家經學基本上處于較低的理論層次，而且受注疏形成的限制，無法系統地討論儒學的基本理論問題。當時就有人指出：“以音定字，以疏解經，是能使生徒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治)明矣。”(李行修《請置詩學博士書》，《全唐文》卷六九五)然而在蔑棄權威，根據自己的理解重新發揮經義這一點上，這時的經學無疑對于儒學學風的轉變有重要的影響。在它和古文運動的共同推動下，韓、李、劉、柳得以離開就經解經的模式，自由地發表見解，形成唐代儒家從未有過的哲學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