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新儒家·漂泊與尋根·儒學的失落

要深入具體地把握第三代新儒家文化精神上的飄泊放逐之感，就必須對儒學在近現代中國的命運作一考察和檢討，并對這種命運下儒家的感受、心態和反應、作為進行分析。

儒學在近代中國無疑是沒落了，但這種沒落并非自西方文化侵入后才開始，“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的局面遠在近代以前就已發生。“中國近代政治軍事上的國恥，也許可以說是起于鴉片戰爭，中國學術文化上的國恥，卻早在鴉片戰爭之前。儒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國青年們猛烈的反對，雖說是起于新文化運動，但儒家思想之消沉、僵化、無生氣，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應付新文化需要的無能，卻早腐蝕在五四運動以前。”(賀麟《儒家思想之開展》)不論現代新儒家把儒學分為幾個層面，儒學在整體上不可挽回地走上式微是有目共睹的。而這種式微，在西方的沖擊下，更加速了，更不可救藥了，僵化、保守的儒學在生機勃勃充滿活力的西方文化映襯下，更顯得萎縮不堪，支離破碎，相形見絀。更有決定性的，是儒學面對中國的沒落卻不能救中國出水火，挽狂瀾于既倒。任何一個民族和文明在應付外來民族和文明的挑戰時，第一個反應就是調整運用本民族的文化回應挑戰，中國亦然。先是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繼有曾、左、李、胡的船堅炮利洋務運動，但這種儒家思想框架內的運作換來的不過是證明儒家經世之學的不成功。緊接著，康梁政經制度的戊戌變法，用幾位義士的鮮血證明了“孔子改制”的傳統應付世變之方的失敗。而張之洞等人的“中體西用”和1905年的廢除科舉，既不保清祚長存，更不保儒學永興，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也伴隨著清帝的退位一齊化為昨日黃花。儒學在應付近代中國危機上的一次次敗績，使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的中國知識分子喪失了對儒學的信心，要救亡圖存，要使中國繁榮富強，就得在文化上尋找新的出路。西方的強盛自然吸引了他們的眼光，于是走上西方文化的進路。這些被稱為激進主義者的知識分子一方面大聲疾呼學習西方的民主科學，一方面對儒家文化進行猛烈抨擊。西化是植新學之芽，聲討是挖儒學之根，二者交相為用，儒學在中國人心中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而在中國現代思潮中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在五四以后，在知識分子當中，中國的主流或當今的思想絕不是儒家思想。反之，儒家思想被泠落，被攻擊。甚至進不了學術的內圈，在文化氣候上，儒家都可說是‘被放逐’的了。”(金耀基《從現代化觀點看新儒家》)儒學從唯我獨尊的榮耀一下跌落到無人理睬的境地，還有什么比這更失落的呢?

研究現代新儒家的學者大多只籠統地談儒學的近代命運，而忽略這樣一個重要事實：帝國前后儒家思想地位的轉變，在帝國時期，儒學無論怎樣衰落、腐化，西方文化無論怎樣沖擊，來自儒學內外的批評無論怎樣激烈，儒學仍是正統的統治意識形態，從禮儀習俗到社會倫理，從教育制度到政治思想，儒學都居統治地位，儒學的生存是用不著擔心的。但辛亥革命不但摧毀皇權帝國，也革易了國家意識形態。儒學不但喪失統治思想的地位，而且自身生存都面臨困難。儒家自身凋零不算，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疑古的古史辨，科學主義的人生觀，一浪一浪，都沖著儒學而來。儒學在中國現代思潮中如此的孤單無援，遭人批判、厭惡、唾棄。懷抱儒家文化的儒者再也沒有了帝國時期的安定感，卻感受著對失去政權支持的儒學前途的擔憂和儒學在現代文化中的飄泊孤零，這就形成了現代儒者的漂泊性格。

漂泊的儒家能走出困境嗎? 列文森在《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說：“仍然挺立著的正統儒者，已經逐漸被淡忘了。始時，他們的思想是一股勢力，是活生生的社會產物和思想支柱。結果，在產生它并需要它的社會開始瓦解之后，它成為一片陰影，只棲息在一些人的心底，無所為地只在心底像古玩般地被珍愛著。”(轉引自杜維明《探究真實的存在：略論熊十力》)列文森的描述對大多數正統儒者基本上是準確的，但也有一些動心忍性的儒者早已不滿于儒學的現狀，中國文化的局面。他們確在心底珍愛著儒學，但決不是“無所為地”珍愛。為了儒學的生存，也為了他們自身的生存，他們挺身而出，維護儒學傳統，因為他們的精神理想、文化生命之根都在儒學中。然而無論是保守主義還是激進主義，不論其觀點相去多遠，都是民族主義的，都試圖從文化上解決問題，都在情感上執著自家傳統，理智上信服外來價值。但激進主義并沒有產生文化漂泊之感，保守主義選擇的是返本開新之路，又是為什么呢? 這是因為他們的民族主義各有不同的內涵，激進主義所認同的是實在的種族、人民和國家，保守主義所認同的則是形上的民族文化和價值傳統;相應地，前者致力于社會政治層次的努力，后者則專注于文化價值層次的關懷，以解決民族危機。當文化保守主義的新儒家把民族危機歸結為民族文化的危機，把民族文化又歸結為儒家思想時，儒家思想的命運和民族前途的命運就同一起來，從而就找到了解決民族危機的出路—復興儒家文化。這就是由文化漂泊而來的強烈的文化尋根。

但真要復興儒學又談何容易。在晚清帝國時期有政權的支持尚且江河日下，如今已是棄為敝履的儒學連生存都來不及，遑論復興。然而福兮禍兮，正是儒學地位的大轉換救了它自己。在帝國時期，作為統治意識形態的儒學與政權政治緊密聯系在一起，不能也不敢實行創造性的變革創新，面對西潮沖擊，只能處于守勢，步步退縮，喪師失地，而不能主動出擊，積極吸收外來文化，增強自身活力和應變能力。政治的臍帶圍繞著儒學，使得儒學每一步的改革都那么艱難，因為統治者總是擔心文化變革擾動政權不穩定。辛亥革命斬斷儒學與政權的聯系后，儒學是失落了，但也沒有了任何顧慮和包袱，痛下決心，對儒學進行改造和反思，大膽吸收外來文化，增加自身的新鮮血液，同時新文化運動的批判也使他們認識到儒學中的僵化腐化部分，而加以滌除。他們不再如前清儒者般萎縮固守，而是積極進攻，無論梁漱溟、張君勱，還是熊十力，都是以批判的姿態出現的。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儒學終于歸根復命，革故鼎新。經過新儒家的努力，加上新文化運動的過激態度，儒學在理論上開出生面，在社會上學術中也漸漸贏得一些人的同情，儒學命脈終于延續不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