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文化·漢文化在貴州的發展·西學東漸—貴州文化向近代嬗變

鴉片戰爭后，隨著西方殖民主義入侵中國，西方的異質文明也邁進了國門，這一西學東漸過程，貴州要晚于沿海，所引起的東西文化沖突也遠不如沿海地區劇烈，但仍產生了動蕩。

最早將西方文化引進貴州的是傳教士。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被迫允許西方傳教士自由進入內地傳教，偏僻的貴州成為傳教士們注意的目標。傳教士們進入中國之初，依仗著武力為后盾，期盼的是以“十字架征服中國”的美夢，絕大多數教士充當了殖民主義侵略中國的先鋒，中國人民反侵略斗爭，必然要將傳教士和西教作為斗爭對象，這是可以理解的。

傳教士來中國傳教，帶來的是一種與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宗教完全不同的西方基督文明和基督教，因此許多反洋教斗爭的起因，往往是文化上的差異。貴州近代有三次大教案，第一次爆發于1861年的貴陽青巖鎮，稱貴陽教案或青巖教案，起因就是當地群眾在端午節“游百病”時，因習俗不同，語言上發生沖突而引起的;第二年的開州教案是因為該年元霄節，群眾耍龍燈度元霄，法國教士阻撓教徒參加這一傳統節目而觸發的;第三次爆發于1869年的遵義教案，是當地民眾在五月初“打青醮”，教徒從中破壞而導致的。貴州的三次教案都以清政府妥協退讓、廣大各族群眾被鎮壓而告終，這是西方宗教文化憑借殖民主義侵略勢力而導致的結果，文化在這里是另一種形式的侵略。

義和團運動后，西方殖民主義者認識到“瓜分中國實為下策”，改換了侵略手法，從赤裸的軍事行動轉為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入手，宗教侵略活動也日益隱蔽，更多地帶有人文色彩。傳教士從辦學校、醫院等教育、慈善事業入手，感化群眾，這在貴州比較偏遠的山區和民族地區，產生了一定效果。如黔西北威寧石門坎教堂，英國基督教循道公會傳教士柏格里于1906年辦了光華學校，這所學校招收附近苗、彝、漢各族兒童，住宿讀書，將西方學校中的球類活動、游泳均引進民族地區，柏格里還按拉丁拼音法，創造了一種苗文作讀本，傳授給學生。循道公會直至解放前夕，共在石門坎地區創辦小學二十余所、中學一所，培養小學畢業生數千人，中學和中專學生百余人，大專生(推薦出外就讀)約三十余人。內地會在附近葛布也辦了學校，培養小學生近千人。教會在石門坎、葛布還設立衛生所三個、麻風療院兩個，此外還辦了幼稚園、孤兒院、養老院、瞽盲學校等，這一系列活動培養了一批民族知識分子和神職人員，改變了當地一些不良習慣，使該地缺醫少藥的情況有所改善，客觀上促進了這一地區文化的發展，使該地區成為貴州民族地區中文化較高的地區。西方教會的文化及慈善活動在貴州經濟較發達地區(漢民族聚居區)與較落后地區(主要為民族地區)的反響是不一樣的，相對講，民族地區更容易接受西方宗教文化。

悠久的中國文化并不是一概排斥外來先進文化的，在中國近代史上，中西文化的結合一般經歷了從技藝(物質)到制度再到精神這幾個層次。洋務運動是從技藝上學習西方，這在貴州也有反響。在洋務官員張之洞支持下，貴州地方當局曾于1886年籌辦青溪鐵廠(比漢陽鐵廠還早三年)，向西方購進冶鐵機器并聘用外國技師，但沒有成功。中日甲午戰爭后，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空前嚴重，學習西方，走富強之路已成為中國先進分子的共同呼聲，戊戌維新運動由是興起。在維新運動中，支持康有為、梁啟超變法的清廷高官中就有貴州人李端棻。李端棻，字苾園(1833—1907)，貴陽人，進士出身。李一向樂于接受新事物，在廣東任鄉試主考官時，賞識應試秀才梁啟超的才華，特將自己的堂妹許配給梁，曾在士林中傳為佳話。他深受梁啟超的影響，在興學堂、推薦維新人才、開懋勤殿、改革政治制度上曾積極向光緒建議。在他的帶動下，貴州知識界參與維新運動的較多，康有為的公車上書名冊中，貴州籍舉人達九十余名，占現存名冊的六分之一，按省籍，貴州僅次于廣東。康有為在京組織“保國會”，李端棻的兄弟子姪均列名會籍。戊戌變法失敗，李端棻被發配到新疆，中途遇赦放回，回貴陽后他出任經世學堂山長，讓學生傳抄《新民叢報》，在給學生命題作文中竟出現“培根論”、“盧梭論”這樣的題目，向學生介紹天賦人權、自由平等思想。

一些維新人士到貴州任職期間，也將進步的科學文化知識帶進貴州。1894年，天津人嚴修出任貴州學政，他見貴州風氣閉塞，將貴陽學古書院改為經世學堂，課程中增加了時務、英文、數學、格致、地理諸科，購買新式書刊，聘請省內外新學有成就的學者任教師。經世學堂培養了貴州第一代通曉新學的知識分子。同時期還有湖南人吳嘉瑞，深受維新志士譚嗣同的影響，他來貴州貞豐縣做官，仿照外地成立學會的辦法，將貞豐青年組織起來，建立“仁學會”，宣傳變法思想。后來領導貴州辛亥革命的張百麟就曾是吳嘉瑞的學生。

此外隨著清政府新政措施的推行，從1902年到1910年，貴州一共開辦了各種新式學堂六百二十四所(見《貴州通志·學校志》)，省內紳商也紛紛開辦私立學堂，這些學堂一般都開設了新學課程，向學生灌輸科學和文化知識，一些開辦得好的學堂如通省公立中學(貴陽市一中前身)，還聘請了外籍教師任教。這樣全省風氣丕然一變。在貴州，派遣留學生也極一時之盛，僅據《貴州通志》記載，1905年一年中，貴州官方選派和自費留日學生就達151名之多。這些新式學堂畢業生或留學生回省后擔任職務和任教，又將新學傳播給更多的人。在清末，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同盟會辦的《民報》均能通過各種途徑進入貴州，貴州知識分子無不趨之若鶩。

資產階級新思潮(包括改良和革命思潮)的傳入，首先是使一部分原來只知道四書五經，在尋章覓句中討生活的舊式文人，開始了解到世界上還有新知識、新文化的存在，開始了由封建士人向近代知識分子的轉變，接著一批學生接受了新思潮，更壯大了這個陣營。清末貴州知識界還自辦了報刊：《黔報》《貴州公報》《西南日報》《自治學社雜志》等，在報刊上公開發表自己的見解。貴州文化在巨大的社會變革中不斷增添了新內容和新形式，在向近代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