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巴蜀文化之源·四川—天府之國的得名

四川的得名曾經歷了一個由“二川”、“三川”到“四川”的演變過程。古稱巴蜀的四川，在戰國末年時被秦國所統一，秦在此置巴郡和蜀郡。漢代時改稱為益州。到晉代又分為梁、益二州。唐太宗貞觀元年，改益州為劍南道，梁州為山南道(所轄區域包括今天的陜西和湖北部分地區)，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分劍南道為劍南東川和劍南西川，分置兩個節度使，第一次出現了“兩川”的說法。唐代宗時，又將劍南東西兩道和山南西道(唐玄宗時曾將山南道分為東西二道、山南西道轄今陜南、川北地區)置三道節度使，當時簡稱為劍南三川，“三川”之說始于此。宋初時，分別設置西川路和峽西路，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又改置為益、梓，利、夔四路，“總曰四川路”，(《四川通志》卷二)也略稱為“四川”。在宋代，“四川”這一簡稱已成為官方的正式稱謂。到了元代，中央以下的最高地方行政機構叫行中書省，四川便成為四川行省，簡稱四川省。明代改叫四川承宣布政使司，清代又恢復為四川省。1939年，國民黨政府將四川分為四川和西康兩個省(四川省省會成都，西康省省會雅安)。1949年后，曾在短期內將四川分為川東、川南、川西、川北四個行政公署，1952年又合并為四川省。1955年，西康省撤銷，除金沙江以西劃歸西藏之外，全部并入四川。至此，四川轄區基本恢復到宋代“四川”所轄范圍。

四川主要指四川盆地，在古代有“天府之國”的美稱。但“天府”并不為四川所先有，作為對地域土壤肥沃物產豐饒的褒贊的專用詞，它出現于戰國之際。到了泰漢時期，“天府”便專指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關中地區。時至東漢，四川經濟文化實力迅速增強，并逐漸趕上和超過關中，“天府”的美名也順勢南移了。

稱四川為“天府之國”，正式見諸文字史料始于東漢末、三國初。最早正式用“天府”稱譽四川的是諸葛亮。諸葛亮在他的著名的《隆中對》中有這樣一段話：“益州(四川)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東晉常璩在修撰的《華陽國志》里，稱當時的四川“天下謂之‘天府’也。”到了南北朝，這種稱謂已普遍為人們所接受，唐宋之時更是成為常例，并已成為專稱了，至此“天府”之稱號一直保持到近代。

古代四川之所以能將“天府”美名奪而得之并保持長久，在于當時的四川(主要指四川盆地)擁有較為發達的經濟。在中國古代，農業是經濟的命脈，農業興而經濟興，農業衰而經濟衰。而四川得天獨厚，具有優越的農業生態條件。四川屬于溫暖濕潤的亞熱帶季風性氣候，氣候溫和適宜，有利于各種植物的生長。四川的土壤多屬紫色母巖風化物上發育的黃壤和主要由河流沖積物沉積的潮土，富含礦物質和有機物，是適于農耕的天然良域。加上古代四川人很早就懂得治水除害，開發水利。因此，對于發展農業來說“若以四川盆地與黃土之黃河平原比，則無亢旱之虞;與沖積之江浙平原比，則無卑濕之苦;與三熟之廣東平原比，則無水潦之患;與肥沃之松遼平原比，則無霜雪之災。”(任乃強《鄉土史地講義》第二章)這種優越的農業發展的自然條件和人為條件得以保證四川在東漢時經濟發展趕上和超過當時最富庶的漢中地區。到唐宋時期，經濟水平的衡量除了以農業生產為主外，又增加了在農業基礎上延伸開發的工礦、魚鹽、商貿水平。四川的礦物資源豐富、產鹽也產鐵，而且商貿也較繁榮。自西漢中期以來，四川地區同西南各地的交往范圍大大擴展，當時四川的中心——成都不但成為西南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成為西南的商業貿易中心和各種貨物的集散地。至西漢末年，除京都長安外，全國還有五個大商業都市，稱為“五都”，成都就是五都之一。到了宋代，四川的綜合經濟水平居全國之首，時有“揚一益二”之說，成都作為一個內陸商都較之于水運商港的揚州自有優長。到了明清，四川的經濟發展速度仍與全國先進地區的發展保持同步，因此，“天府”的美稱一直保持到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