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呵路，飄滿紅罌粟

從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中期，朦朧詩在屢遭挫折中經歷了崛起、興盛和退隱，走過了一段風雨兼程的道路。其中的遺憾與教訓，至今引人深思。

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社會情狀的情感記錄”，出現于七十年代后期的朦朧詩，真實地反映了“文革”后人們的失落與感傷、思索與探尋，成為一代人心路歷程的投影。“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顧城：《一代人》)正是他們的自白。朦朧詩人，被稱作“崛起的一群”，代表人物有北島、舒婷、顧城、江河、楊煉等。

然而這崛起卻是那樣曲折而艱難。傳統詩歌觀念的排斥與指責、種種非藝術因素的干擾和非難，使初生的朦朧詩幾乎瀕于窒息，開始甚至只能作為“地下刊物”流通。

以反叛傳統的姿態出現的朦朧詩，注重“詩人自我的內心世界對于客觀事物和社會生活的溶解和包容”，注意表現人的內在情感，突破了建國后日益成為政治附庸的新詩傳統。他們發出“我”的聲音：“我尋找著你”、“我要到對岸去”、“祖國呵，我親愛的祖國”、“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我唱自己的歌”，他們訴說“我們的心事”，從對社會深深的憂慮到個人的愛恨悲歡，都是他們吟詠的主題。而在藝術手法上，多用象征、暗示等手段，用大幅度跳躍的意象代替了形象，使詩意表現出一種模糊性和多義性，擯棄了傳統詩歌的一覽無余和明白如話。如北島的《走吧》：“落葉吹進深谷/歌聲卻沒有歸宿”、“冰上的月光/已從河床上溢出”“眼睛望著同一塊天空/心敲擊著暮色的鼓……”跳躍的思維，象征著寓意，使整首詩呈現出一種朦朧的氛圍。

傳統的詩觀念，習慣于詩為政治服務的功能，習慣于詩歌的直接表達方式，于是，朦朧詩被許多人指責為“對社會不負責任”、“脫離時代”，被認為是“晦澀的”、“看不懂的”作品，由此在詩壇掀起了一場長達五年之久的關于朦朧詩的論爭。朦朧詩為了爭得“合法地位”，為了它的發展，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和阻力。

而當朦朧詩終于走出逆境，贏得了廣大讀者而且為社會公認時，它自身卻又表現出不可回避的不足。如有些作品生拼硬湊、大量使用不合常規的語言、濫用意象等，尤其是后期詩作者隊伍的日益龐大也帶來了魚龍混雜的現象，少數不負責任的作者的游戲文字之作，極大地影響了朦朧詩的聲譽，這不能不令人遺憾。

回顧朦朧詩的發展軌跡，不由讓人想起北島的詩句：“路呵路，飄滿紅罌粟。”罌粟，這象征美麗和痛苦的花，落滿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