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毀板禁書

為了進行文化專制的統治，清朝統治者除推行文字獄政策外，對已死的學者的著作，也不遺余力地大肆搜羅，特別是明末遺老們的著作，凡有關前朝的論述，稍有微吟隱諷，皆搜剔而去。當時，如屈大均的《翁山詩文集》，被認為有悖逆之詞，“隱藏抑郁不平之氣”，還有錢謙益的《初學集》、《有學集》等，被搜羅有萬余部，均挑剔字眼，稍涉隱飾，即指罪刑殺，毀板焚書，嚴禁發行。據有歷史記載可查的，自乾隆三十九(1774)至四十七年(1782)，凡焚書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種，共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實際上還遠非此數。其焚毀圖書之多，可與秦始皇之焚書相比。當時，凡以文字而立案者，一面拿辦，一面立即查抄。這并非著重他的家產，乃在查看其藏書及另外文字，如有別的“狂吠”，便可一并治罪。正如魯迅所說，他們以為“既敢‘狂吠’，必不出于一兩聲，非徹底根究不可?！?《學小學大全記》)。查抄遺書的目的，就是徹底消滅異說，進行文化專制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