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經濟的衰落

17世紀，在土耳其封建主統治下的奧斯曼帝國占有廣大領土，幅員跨歐、亞、非三洲。軍事采邑是封建土地占有基本形式。每年收入在兩方阿克切以下的采邑主稱“吉馬里奧特”，收入超過兩萬阿克切的大采邑主稱“札伊姆”。他們終身占有采邑，向農民征收捐稅，有向蘇丹(又譯素丹)服軍役的義務，在戰時提供一定數量的軍隊。采邑內農民耕種份地，向國家、封建主或教會繳納地租，擔負各種捐稅和勞役。他們被束縛在份地上，沒有人身自由，封建主有權強制逃亡農民回到領地。

奧斯曼是政教合一的國家，蘇丹為政治和宗教的首腦。各地總督兼管軍民，事實上成為半獨立的封建主。伊斯蘭教是帝國的國教，古蘭經和伊斯蘭教法典被奉為制訂法令的依據。帝國的軍隊由騎兵，稱為“雅內薩里”的近衛步兵和水師組成。騎兵部隊由軍事采邑供應，三千余札伊姆和五萬余吉馬里奧特共應派出軍隊十二萬余人。17世紀時近衛軍有五萬五千人，他們享有許多特權，是進行掠奪戰爭和鎮壓人民的主要武裝力量，在政治上也起重大作用。

沉重的封建剝削使農民無力擴大再生產，農業生產一直停留在中古的低下水平。從17世紀起，隨著商品貨幣關系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封建剝削加強。1528年以前，每個農民每年擔負捐稅約一百阿克切，由于剝削加重和貨幣貶值，到17世紀增至七百至八百阿克切。封建統治階級開始要農民用貨幣繳納部分地租，并常預征四五十年。包稅制盛行。包稅人往往是當地長官或大封建主，他們按照某一地區應交稅額預付國庫，換得征收捐稅的權利。為了盡快收回稅款和更多榨取，他們肆意掠奪農民。形形色色的地租導致農民的破產和農業的衰落，大量耕地荒廢。到18世紀，阿勒頗省原有的三千二百個村莊只剩四百個，而全國荒廢的土地占可耕地總面積的一半以上。

蘇丹政府的橫征暴斂和行會制度嚴重阻礙手工業的發展。手工業者按照法令都必須參加行會。行會的章程由蘇丹批準，具有法律效力，違者受嚴厲體罰。生產工具和技術都不易改進提高。17世紀中期又遭到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競爭，手工業者大批破產。槍炮彈藥制造、兵船制造等有關軍需部門也一蹶不振。大多數礦山荒廢，無人愿意承包開采。

進口貿易幾乎完全掌握在外國商人手中，他們根據條約享有許多特權，輸入貨物只納一次值百抽五(后改為值百抽三)的關稅，經營活動和生命財產都受特權條約的保障。本國商人不但隨時橫遭封建勢力的干涉迫害，而且輸入貨物須納關稅高達10—12%，每經一個省區還須繳納關卡稅。國內貿易很不發達。

隨著帝國經濟的普遍衰落，軍事采邑制度日益破壞。大封建主不顧兼并土地的禁令，奪取中小封建主的采邑，變為世襲領地。商人和高利貨者也不斷購買中小封建主的采邑。蘇丹政府開始把國有土地包括采邑在內出售給富人，以增加收入，同時又把很多土地賞賜給寵臣近幸。這樣，新的封建主階層開始出現，他們占有大片土地，但不承擔為蘇丹提供兵力的義務。舊的軍事采邑主大多破產，新的軍事采邑主又竭力規避軍事義務，軍事采邑制度因而遭到破壞，嚴重削弱了帝國的軍事力量。17世紀時，札伊姆和吉馬里奧特所出的騎兵已不到一萬人。

蘇丹政府日益依賴近衛軍維持專制統治。近衛軍人數增加，獲得許多新的特權，如經營各種手工業和商業的權利等。各個敵對政治集團往往利用近衛軍發動宮廷政變，因此他們有可能干預國家政治，軍紀逐漸敗壞，戰斗力受到影響。中央政權也從此日益削弱。

奧斯曼帝國的衰落給后人留下深刻的歷史教訓：一個忽視生產力發展而專靠迷信宗教和軍事武力來維護其統治地位的政權，這個政權的國家實力必然趨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