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芻藁有常溫，采莒足朝餐；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貧富常交戰(zhàn)，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閭，清節(jié)映西關。

東漢汝陽(今河南上蔡)有一位高士袁安。冬季某日，大雪積地丈余，洛陽縣令出來巡視，見各戶人家都出來清掃積雪，還有人在要飯。縣令到袁安門前，見積雪堆門，以為袁安已凍餓而死，命人除雪進門，卻見他僵臥在內，又問他為什么不出門乞要，袁安回答： “天下大雪，一般人都餓著，我不能再去求人家”?？h令認為他是位賢士，就薦舉他為孝廉。又傳說古時有阮公其人，“見錢入”而當日就棄官歸隱。本詩前四句并舉二位先賢的故事，正上應“其二”末“何以慰我懷，賴古多此賢”二句，可惜的是阮公的故事，久已佚失，只在陶潛本詩中留下了一點蹤跡，后人已難知其詳。“見錢入”，有兩種可能，一是有人無端送錢給阮公，他潔身自好，當即掛冠，二是阮公為生活所迫而勉強從仕以為給養(yǎng)，一旦生資稍有依傍(錢入)，即棄官而去。從陶潛生平與詩的脈絡來看，以后一種可能為大。

“芻藁”以下，即袁、阮二公事發(fā)論抒懷，芻藁是馬草。莒，通稆，野禾。舊注均謂貧士藉馬草以臥，采野禾而食，而知足長樂。而細探詩意，“芻藁有常溫”，顯然是上應“袁安困積雪”句而來，則“采莒足朝餐”，當應阮公事，謂棄官而去后常采野禾以為食?！俺！?、“足”則互文見義謂二賢雖饑寒交煎而知“足”常“樂”。唯以阮公事難詳，則理解為合袁、阮二事以詠之亦未始不可，唯不當似舊注所說為泛說貧士?！柏M不”二句打轉，上句設問，二公生活難道不艱辛嗎？下句作答，并非不苦，只是因為他們所憂懼的不在于饑寒。那么所憂為何呢？“貧富”二句伸足其意。原來人心中并不能無有物欲，安貧與求富二心常交戰(zhàn)于胸，二公安貧樂道，以道義戰(zhàn)勝了物欲，所以雖然枕芻食稆而常樂知足，沒有一點戚戚不歡之色。于是詩人不禁嘆美，二人的至高無上的道德，他們的清風亮節(jié)，冠于同類而衣被一方，當然更為萬世崇尚。“冠邦閭”上應一、二句袁安僵臥陋巷，則“映西關”當應三、四句“阮公”去官，于是可知阮公為西關阮公。“至德”、“清節(jié)”互文見義，融二典為一，關合全篇。

全詩雖詠的是貧士，但讀來骨氣端翔，風力軒揚，這固然由于詩的立意從道勝著眼而非嘆老嗟貧；也因為詩歌作法上的健勁。

自曹植等建安詩人起，就十分重視詩的起句，有“工于發(fā)端”之稱。本詩繼承了這一技法，試想，二典如果互易位置，以阮公棄官居前，氣即不揚。今以袁安典居前，積雪映高士，又繼以“邈然不可干”，一種窮且益堅，睥睨世俗的傲兀意態(tài)，即軒昂紙上，使起筆即有高揚之勢。

開合自如，頓挫簡捷的結構，也增強了本詩的力度。首尾雙起雙結，遙相呼應是顯而易見的，結末的“至德”、“清節(jié)”更將起首二典四句傲兀意象的內含剔抉，升華，達到了超遠的精神境界；而這一升華的關捩在中間四句。“芻藁”、“采莒”分承雙起兩典，而“常”、“足”二字互文，由敘啟論，由分向合；再以“豈不”二句問答合二為一，并轉折詩意，引出道勝之義，結末再散為二事，以“至德”、“清節(jié)”互文相照，更上一層樓。這一結構在陶詩一貫的順暢之中見出開合擒縱之力。使盤礴意氣，在分合中得到充分的抒發(fā)，在頓挫中顯出夭矯之力。意氣夭矯盤礴也是同時代謝靈運詩的主要特色，但陶詩完全不落痕跡，一任自然，是較勝于謝詩處。

用典自然貼切也增強了本詩的渾厚之感。袁、阮二典分啟寒饑二端，本已甚精，更妙在切合詩人本身行事。陶潛晚年饑臥數(shù)日，江州刺史檀道濟使人以酒肉饋之，詩人麾而去之，此事雖與作詩之時間先后難以確定，但可以看出陶潛晚年雖病而不輕易求人，特別是請名利場中人援手的品格。

由此亦可推見阮公一典之深意。《歸去來辭》序曾自述仕隱經過： 因家貧，耕植不足自給，而屈己從仕小邑，在官八十余日，即去仕歸隱。按東漢高士毛義，以家貧親老，不擇仕而官，一旦母去即不仕，張奉贊之，謂其為親而屈己。阮公之事當與之相類，陶潛用之，正切自己當初出仕之心曲。所以二曲雖饑寒并舉，卻是由今及昔，尤見感情的深沉。詩的后半部分，字面意思甚明，而其實亦用二典，“所懼非饑寒”用《莊子》中事： 原憲居蓬蒿中，二日一炊，子貢結駟連騎以訪之，曰“甚矣，子之病也！”原憲答曰“予貧也，非病也。”原憲不以貧為病，后人稱之為“憂道不憂貧”。“所懼非饑寒”正其意?！柏毟弧倍溆谩俄n非子》事： 子夏曰“吾人見先王之義，出見富貴，二者交戰(zhàn)于胸，故臞(瘦)；今見先王之義戰(zhàn)勝，故肥”?！暗绖贌o戚顏”，正是戰(zhàn)勝而肥，心廣體舒之狀。二典由不憂病到道勝，層層推進，含義極渾厚，卻以淺語出之，有繹之無窮之感。

這些就是本詩所以風骨凜凜的作法上的因素。

《詠貧士》七首在詩史上的意義極可注意，從詩體來看，它合阮籍《詠懷》與左思《詠史》于一體，鐘嶸謂陶詩“其源出于應璩，又協(xié)左思風力”，合《詠貧士》觀之，正可見建安正始之風由晉而宋之傳承。再以反觀陶潛他作，可見洵如朱熹所云，陶詩之平淡之下實有豪放，“但豪放得不覺來耳。”(《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因此這一類詩，正是解開陶詩與建安風骨關系的鑰匙。

從詩章組織看，組詩雖不起于陶，但如阮籍《詠懷》、左史《詠史》等，均各詩并列，是相近題材之組合。而《詠貧士》七首，有總有分，首尾呼應，脈絡貫通，將組詩形式推進到新的高度，啟后來杜甫《秋興八首》等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