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五十九“圣武”》原文與賞析

我前回已經(jīng)說過 “什么主義都與中國無干” 的話了; 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見，便再寫在下面：

我想，我們中國本不是發(fā)生新主義的地方，也沒有容納新主義的處所，即使偶然有些外來思想，也立刻變了顏色，而且許多論者反要以此自豪。我們只要留心譯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樣對于外國事情的批評議論，便能發(fā)見我們和別人的思想中間，的確還隔著幾重鐵壁。他們是說家庭問題的，我們卻以為他鼓吹打仗;他們是寫社會缺點的，我們卻說他講笑話;他們以為好的，我們說來卻是壞的。若再留心看看別國的國民性格，國民文學，再翻一本文人的評傳，便更能明白別國著作里寫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幾乎全不是中國所有。所以不會了解，不會同情，不會感應;甚至彼我間的是非愛憎，也免不了得到一個相反的結果。

新主義宣傳者是放火人么，也須別人有精神的燃料，才會著火;是彈琴人么，別人的心上也須有弦索，才會出聲;是發(fā)聲器么，別人也必須是發(fā)聲器，才會共鳴。中國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會相干。

幾位讀者怕要生氣，說，“中國時常有將性命去殉他主義的人，中華民國以來，也因為主義上死了多少烈士，你何以一筆抹殺?嚇!”這話也是真的。我們從舊的外來思想說罷，六朝的確有許多焚身的和尚，唐朝也有過砍下臂膊布施無賴的和尚;從新的說罷，自然也有過幾個人的。然而與中國歷史，仍不相干。因為歷史結帳，不能像數(shù)學一般精密，寫下許多小數(shù)，卻只能學粗人算帳的四舍五入法門，記一筆整數(shù)。

中國歷史的整數(shù)里面，實在沒有什么思想主義在內。這整數(shù)只是兩種物質，——是刀與火，“來了”便是他的總名。

火從北來便逃向南，刀從前來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帳簿，只有這一個模型。倘嫌“來了”的名稱不很莊嚴，“刀與火”也觸目，我們也可以別想花樣，奉獻一個謚法，稱作 “圣武”，便好看了。

古時候，秦始皇帝很闊氣，劉邦和項羽都看見了;邦說，“嗟乎! 大丈夫當如此也!”羽說，“彼可取而代也!” 羽要 “取” 什么呢? 便是取邦所說的 “如此”。“如此”的程度，雖有不同，可是誰也想取; 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與“丈夫”的心中，便都是這 “圣武”的產生所，受納所。

何謂“如此”?說起來話長; 簡單地說，便只是純粹獸性方面的欲望的滿足——威福，子女，玉帛，——罷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卻要算最高理想(?) 了。我怕現(xiàn)在的人，還被這理想支配著。

大丈夫“如此”之后，欲望沒有衰，身體卻疲敝了;而且覺得暗中有一個黑影——死——到了身邊了。于是無法，只好求神仙。這在中國，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現(xiàn)在的人，也還被這理想支配著。

求了一通神仙，終于沒有見，忽然有些疑惑了。于是要造墳，來保存死尸，想用自己的尸體，永遠占據(jù)著一塊地面。這在中國，也要算一種沒奈何的最高理想了。我怕現(xiàn)在的人，也還被這理想支配著。

現(xiàn)在的外來思想，無論如何，總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氣息，互助共存的氣息，在我們這單有“我”，單想“取彼”，單要由我喝盡了一切空間時間的酒的思想界上，實沒有插足的余地。

因此，只須防那“來了”便夠了。看看別國，抗拒這“來了”的便是有主義的人民。他們因為所信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煙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

曙光在頭上，不抬起頭，便永遠只能看見物質的閃光。

【析】 這篇隨感錄作于1919年，發(fā)表在1919年5月15日出版的 《新青年》 第6卷第5號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上，署名唐俟。同期發(fā)表的還有 《五十六“來了”》、《五十七 現(xiàn)在的屠殺者》、《五十八 人心很古》 三篇及小說 《藥》。

這篇隨感錄以《“圣武”》為題，指斥了中國人對革命的麻木，任憑封建軍閥的宰割而不知為了正義和真理奮起反抗，用熱血澆滅軍閥混戰(zhàn)的烽煙，用自己的骨肉鑄起民主、富強的長城，以及大小丈夫們的“最高理想”——“純粹的獸性方面的欲望的滿足”。中國也有六朝焚身的和尚，唐朝為求布施無賴砍下胳膊的和尚。即使出了一個譚嗣同、陳天華也并不代表歷史，且還不一定為民眾所理解。于是中國形成了這樣一種獨特的心態(tài)：強權暴力來了，人們一是躲避，二是順受。魯迅用了一個形象的話來概括，就是“來了”! 在中國歷史上，老百姓始終就像躲兵荒一樣，掙扎在生命線上。因此就像小說里的一樣，張作霖的奉軍進關了，在槍煙與炮火中，人們一聲 “來了”，便向南跑; 張勛的辮子軍荷槍實彈地卷土重來，于是人們又是一聲 “來了”，便向北跑。如是往復，便成了中國歷史的主體。由此也構成了中國統(tǒng)治者的最高準則，搶得天下便是王。搶天下則靠的是刀與火，也就是“來了”，即 “圣武”。因而一部中國歷史竟被這“圣武”的業(yè)績淹沒了，再也沒有其他什么民主科學了，實在是莫大的悲哀。故作者開篇就用冷峻的筆觸寫道：“我們中國本不是發(fā)生新主義的地方，也沒有容納新主義的處所，即使偶然有些外來思想，也立刻變了顏色”。激憤激溢于言表。中國雖有五千年文明，文藝復興卻發(fā)祥在意大利，工業(yè)革命孕育于英國，十月革命誕生在俄國;而八國聯(lián)軍卻開到了北京，圓明園只留下了幾根悲壯的石柱。辛亥革命只打倒了一個皇帝，改了一個年號，留下了臨時大總統(tǒng)、總理、執(zhí)政的名詞術語。因而作者渴望著，期待著，總有一天打破這“來了”——“圣武”統(tǒng)治的歷史，像別國的人民一樣，成為有主義的人民，用 “骨肉碰鈍了鋒刃”，抗拒這 “來了” 的到來。

這時，魯迅還只是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因此他仍處于苦悶的探索戰(zhàn)斗中。客觀上，十月革命的炮聲剛剛給中國帶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還沒有誕生，他渴望、憧憬著中國來場疾風暴雨式的革命，創(chuàng)造一個新中國，處于五四前夜的魯迅，因而只能像《藥》中一樣，在夏瑜的墳前安放一個花環(huán)，留下光明的尾巴。因此，本文中他只能渴望和憧憬，透過十月革命看到中國前途的一線曙光。因而魯迅在結尾寫道：“曙光在頭上，不抬頭，便永遠只能看見物質的閃光。”

文章以“圣武”為題，充滿了辛辣的諷刺，體現(xiàn)了魯迅雜文的一貫風格。這種運用反語的辛辣諷刺，比比皆是，如“中國時常有將性命去殉他主義的人……”等，把那些封建衛(wèi)道者的丑態(tài)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從行文看，全篇文筆犀利尖刻。以“圣武”為題，從“什么主義都與中國無干”入手，將封建衛(wèi)道者們自豪的“國粹”一一抖落出來，公諸于眾，進而贊頌別國 “有主義的人民”，在嚴密的論證中，糟粕和精華自然分野，破立有機融合，表現(xiàn)了作者精湛的論證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