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二心集》序言》原文與賞析

這里是一九三○年與三一年兩年間的雜文的結集。

當三○年的時候，期刊已漸漸的少見，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約是受了逐日加緊的壓迫。《語絲》和《奔流》，則常遭郵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還是敷延不下去。那時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個《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著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在這一年內，我只做了收在集內的不到十篇的短評。

此外還曾經在學校里演講過兩三回，那時無人記錄，講了些什么，此刻連自己也記不清楚了。只記得在有一個大學里演講的題目，是《象牙塔和蝸牛廬》。大意是說，象牙塔里的文藝，將來決不會出現于中國，因為環境并不相同，這里是連擺這“象牙之塔”的處所也已經沒有了;不久可以出現的，恐怕至多只有幾個“蝸牛廬”。蝸牛廬者，是三國時所謂“隱逸”的焦先曾經居住的那樣的草窠，大約和現在江北窮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過還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動，無衣，無食，無言。因為那時是軍閥混戰，任意殺掠的時候，心里不以為然的人，只有這樣才可以茍延他的殘喘。但蝸牛界里那里會有文藝呢，所以這樣下去，中國的沒有文藝，是一定的。這樣的話，真可謂已經大有蝸牛氣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機關的上海《民國日報》上給我批評，說我的那些話使他非常看不起，因為我沒有敢講共產黨的話的勇氣。謹案在“清黨”以后的黨國里，講共產主義是算犯大罪的，捕殺的網羅，張遍了全中國，而不講，卻又為黨國的忠勇青年所鄙視。這實在只好變了真的蝸牛，才有“庶幾得免于罪戾” 的幸福了。

而這時左翼作家拿著蘇聯的盧布之說，在所謂“大報”和小報上，一面又紛紛的宣傳起來，新月社的批評家也從旁很賣了些力氣。有些報紙，還拾了先前的創造社派的幾個人的投稿于小報上的話，譏笑我為“投降”，有一種報則載起 《文壇貳臣傳》 來，第一個就是我，——但后來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

盧布之謠，我是聽慣了的。大約六七年前，《語絲》在北京說了幾句涉及陳源教授和別的“正人君子”們的話的時候，上海的《晶報》上就發表過“現代評論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說是我們的言動，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這又正是祖傳的老譜，宋末有所謂“通虜”，清初又有所謂“通海”，向來就用了這類的口實，害過許多人們的。所以含血噴人，已成了中國士君子的常經，實在不單是他們的識見，只能夠見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錢的勢力。至于“貳臣”之說，卻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試一反省，覺得對于時事，即使未嘗動筆，有時也不免于腹誹，“臣罪當誅兮天皇圣明”，腹誹就決不是忠臣的行徑。但御用文學家的給了我這個徽號，也可見他們的 “文壇” 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見了幾篇梅林格(Franz Mehring)的論文，大意說，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里，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攜貳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擊陷害得最兇的，則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他們以為這是最可惡的叛逆，比異階級的奴隸造反還可惡，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無不如此，真是讀書可以養氣，竟沒有先前那樣 “不滿于現狀”了，并且仿《三閑集》之例而變其意，拾來做了這一本書的名目。然而這并非在證明我是無產者。一階級里，臨末也常常會自己互相鬧起來的，就是《詩經》里說過的那“兄弟鬩于墻”，——但后來卻未必“外御其侮”。例如同是軍閥，就總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難道有一面是無產階級么?而且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于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后來又由于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卻是的確的。

自從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寫了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為揭載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們相稱，就很少做《熱風》那樣簡短的東西了;而且看看對于我的批評文字，得了一種經驗，好像評論做得太簡括，是極容易招得無意的誤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編《墳》那樣的論文集，和《壁下譯叢》那樣的譯文集，這回就連較長的東西也收在這里面，譯文則選了一篇《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附在末尾，因為電影之在中國，雖然早已風行，但這樣扼要的論文卻還少見，留心世事的人們，實在很有一讀的必要的。還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讀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將緊要一點的幾封來信， 也擅自一并編進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編訖并記。

【析】《二心集》是魯迅1930年至1931年間所寫雜文的結集。這篇序言是1932年4月編該書時寫的。文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一、交待集中雜文的寫作背景，揭露國民黨當局實行的文化專制主義的“文化圍剿”; 二、回擊當時“黨國的忠勇的青年”和一些幫閑文人對魯迅的攻擊，揭露新月派和原“現代評論社主角”唐有壬等人對于左聯的污蔑及其險惡用心;三、分析了自己思想發展和雜文體式發展變化的原因，尤其是對于自己思想發展變化的說明。文中說：“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后來又由于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因此，這篇序言既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和戰斗性，又是我們研究魯迅思想及其雜文藝術發展的一個重要依據。

在寫作上，這篇序文表現手法靈活多樣，成為一個鮮明的特點。文章在揭露國民黨當局的文化專制主義時，采用的只是直敘事實的手段，文章說：“當三○年的時候，期刊已漸漸的少見，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約是受了逐日加緊的壓迫。”這里說“大約”，并未直接指斥誰在進行“逐日加緊的壓迫”，但當時的讀者卻是很明白的。接著，列舉《語絲》、《奔流》“到底也還是敷延不下去的”，《萌芽》、《新地》“也被禁止了”的無可辯駁的具體事實，使國民黨當局摧殘進步革命文藝的惡行暴露無遺，同時，又采用以古喻今的手法，指出在“軍閥混戰，任意殺掠”的黑暗社會條件下，革命文藝遭受摧殘自不待言，即使對于“象牙塔里的文藝”，也并非具有適宜的土壤條件，因為“這里是連擺‘象牙塔’的處所也已經沒有了”。在中國的社會條件下，“不久可以出現的，恐怕至多只有幾個“蝸牛廬”，而“蝸牛界里哪里會有文藝呢，所以這樣下去，中國的沒有文藝，是一定的”。這里沒有直接指斥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但以古喻今，讀者自能從他所舉的三國焦先的“蝸牛廬”的故實，體會出作者的真正用意。魯迅駁斥“黨國的忠勇青年”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既揭出對手的險惡用心，又論證了自己論點的正確。作品在敘述對手的觀點后說：“清黨以后的黨國里，講共產主義是算犯大罪的，捕殺的網羅，張遍了全中國”，“而不講，卻又為黨國的忠勇青年所鄙視”，這不正好說明，最安全的辦法莫過于如焦先那樣，伏在蝸牛廬里“少出，少動，無衣，無食，無言”嗎? 由此，“中國的沒有文藝，是一定的.”，這一論斷的正確就顯示了出來。而對于新月派、唐有壬等對 “左翼作家拿著蘇聯的盧布”的誣篾， 魯迅采用的“刨祖墳”的戰法，既指出其陰險的用心，又指出“這正是祖傳的老譜，宋末有所謂‘通虜’，清初又有所謂 ‘通海’，向來就用了這類的口實，害過許多人們的。所以含血噴人，已成為了中國士君子的常經”。這里指出其“陷人于罪的手段的實質雖然險惡，卻也只是老譜的襲用”，通過“刨祖墳”的手法，幫助讀者認清了新月派、唐有壬等的真面目。

此外，這篇文章在寫法上比較平實，感情比較含蓄，也是值得注意的。這種特點的形成，也與當時“逐日加深的壓迫” 有著直接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