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王宅里尋常見, 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
這首詩寫于大歷五年(770),即詩人逝世的一年。元人范德機謂它有“藏詠”。仇兆鰲注說:“此詩撫今思昔,世境之離亂,人情之聚散,皆寓于其中。”由此可知,詩意寫國家興亡之大事,然而卻將其隱于字里行間,見得詩的機趣。杜甫是唐代詩壇圣手,表達這么一個重大的主題,并未直而言之,由隱事中見出其事,也就是說無一處談及具體實況,而針對性的意思見于象外,可謂機心獨運,戛戛獨造。
一、二句“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寫杜甫在岐王宅邸經常與李龜年見面,在崔九的庭堂前也曾幾次聽過他的歌唱。李龜年,是唐開元年間名播遠近的歌唱家。他于當時出入王公貴族之家,獻其歌藝,得到皇親國戚的器重。杜甫十四、五歲時身居洛陽,由于當地前輩的援引,所以也就有機會在高門大廳時時看到李龜年活動的形影,聽到他悠揚的歌聲。這里,詩人通過對李龜年當年生活境遇的追憶,借以托出唐王朝表面上的承平氣象。岐王,即李范,是唐睿宗的兒子,唐玄宗的弟弟。崔九,即崔滌,官任殿中監,是唐玄宗的寵臣。這些統治者們沉湎于花天酒地,驕奢淫逸,致使唐室的腐朽日甚一日,終于釀發了安史之亂,把人民推進了烽火遍燃的血海。詩人雖然隱其該事,人們卻能從岐王和崔九的豪門中那弦歌不絕上,明悟到唐王朝自盛轉衰的根本原因,并由此想象出山河破碎, 民生涂炭的情景。
三、四句“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寫正是江南風景特好的時候,杜甫又與李龜年相逢了。幾十年之后,他倆偶遇于湖南長沙,一見之下,不禁感慨系之。詩人有意提到“江南好風景”,不是為了盛贊山明水秀的湖南風光,也不是為了表達老友相會的分外高興,而是為了反襯“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東晉周顗語)的歷史變化。一個“正”字,暗含著詩人面對著大自然的佳景所勾起的無限感傷。詩中特標“落花時節”,包孕著詩人的憂國之心,意蘊豐富,有著隱的巨大容量。隱成了明的內核,它以落紅滿地,消逝了駘蕩的春光的自然景象,喻示著唐王朝凋敝喪亂, 已經失去了鼎盛時期的社會繁榮這客觀事實。據唐·鄭處海《明皇雜錄》卷下記載:“樂工李龜年特承恩遇,大起第宅, 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景,常為人歌數闋。座客聞之,莫不掩泣。”詩人明顯地還以暮春的“落花時節”,類比人生到了暮年的凄涼,李龜年的悲歌聲聲就是如此。詩人與李龜年青春的腳步遠去,而今兩鬢添霜,加之漂泊他鄉,怎能不黯然神傷!“落花時節又逢君”,實際上就是說:詩人在國勢衰敗,乾坤瘡痍的時代背景下遇到了李龜年,在各自東西,萍蹤不定的特殊情況下遇到了李龜年,在感喟歲月流逝,人到老年的精神狀態下遇到了李龜年。“落花時節”吟詠著落花般的社會變遷和他們的身世,而他們的身世是隨著社會變遷形成的,尤其是李龜年個人的悲歡折射出了時局的動蕩。一個“又”字,突出了今昔不同的對比。能夠從“落花時節”的隱,知其所要明的世亂時艱、衰老飄零這層藏意,契機就在形象與想象之間。“落花時節”這外在形象遠遠超出了自身容納的意義,表面是在說時至暮春季節,帶有直接性,而實質是在嘆恨傷春,帶有間接性。詩主要的不在給予讀者視諸直接的形象,而在這直接的形象表現了什么,寓間接于直接,既寓隱于明,兩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約,使欣賞者通過想象去欣賞,領悟到比直接的形象要遠為廣闊的內容。《白雨齋詞話》說:“意在筆先,神余言外……若隱若見,欲露不露,反復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雖“不許一語道破”,但直接的形象,必須要提供可讓讀者馳騁想象的指向條件,否則所隱的內在意思就叫人懸測難明。“落花時節”的間接性是藝術上的隱,直接性是構成它外在形象的明,人們理解詩時的化隱為明,就是從直接性中尋找到背后間接性的思想,使之在想象中得到統一,從而體會到“深文隱蔚,余味曲包”的佳妙。
全詩融巧構、巧比、巧思于一爐,言短而意豐,機趣中顯出了詩人非凡的才情,不可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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