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孝祥

吳牛三十角，久與牧相忘。

忽憶淮南路，春風滿柘岡。

秋晚稻生孫，催科不到門。

人閑牛亦樂，隨意過前村。

此詩約寫于1168年，作者為荊南荊湖北路安撫使，駐荊州(今湖北江陵)時。“荊州當虜騎之沖，自建炎以來，歲無寧日”，張孝祥在任，內修外攘，筑寸金堤絕水患，建萬盈倉儲漕運，弛廢俱興，“雖羽檄旁午，民得休息”(陸世良《宣城張氏信譜傳》)，《野牧圖》正是此時民安風淳的一個側面反映。

語淡意遠，“信筆而饒深厚”是此詩特點。詩題曰“圖”，卻并不著力于村野牧牛的眼前景象之描摹，而多敘寫、議論、憶想之語，從中自然透露作者胸懷意趣，讀之使人生發想象、引起思索。吳牛即水牛，多產江淮間，故稱。三十角，以角計牛數，三十言其多。第一首詩僅以首句略切題面，物象描繪甚微約，在讀者心目中略能喚起十余頭牛散布村野間的意象。第二句，誰與放牧一事相違已久?既是詩人，也是百姓民眾。一句敘說，深含意緒。宋室南遷至此時已歷四十年，時局動蕩，民心惶然。別說地處邊防的荊州，即使作者所到過的撫州、平江、潭州，人們心態又何嘗不受金兵壓境的影響。加之內有強暴奸利之徒滋事，百姓難得安逸。“牧童歸去橫牛背，短笛無腔信口吹”的村郊野牧圖，作為和平寧靜的征象，久久不見了。這層意思以敘議發之，不啻對時局不寧的一聲嘆惋。淮南路，非指宋至道年間所置十五路之一者，亦非熙寧間分置的淮南西路淮南東路，而是用歷史上舊稱，代指詩人家鄉蕪湖一帶。詩人別號于湖居士，于湖在當涂縣南;東晉時曾僑置淮南郡于于湖一帶，轄境相當當涂、蕪湖、南陵、銅陵等地，詩人稱家鄉一帶為淮南路，很自然。

第三句與一、二句間跳蕩很大，因眼前所見，引動鄉思，思路有所轉折。這位宋高宗親點的狀元，知荊南前，先后知撫州、平江軍、靜江府、潭州等，盡管鋤抑強暴，籍沒奸利，處事精確斬斷，判決如流，庭無滯訟，政聲甚著，但由于他一登政治舞臺便為岳飛辯冤，后又力贊張浚用兵，有忤主和之當政，致兩度被彈劾落職。從30歲知撫州起，六七年間徙轉贛、蘇、桂、湘、鄂、皖間，奔波挫折，歷經世事，理想與才能不得施展，又患疾在身，于是便有西風鱸魚之思。與友人書簡有云：自來荊州，病甚思歸，“懷鄉道義不能忘也”，“某有田在謝家青山下，屋十余間，下俯江流，今歸真不復出矣。”由野牧而思歸隱鄉野，思路間正有內在相通的脈絡。

第四句又跳開，引出昔日撫州任上的一個片斷回憶。柘岡，地名，江西金溪縣西六十里處，上有王安石讀書堂。詩人30歲知撫州(治在江西臨川)時，處事果斷，扭轉“一時鼎沸”局面為“合城宴然”，其干練為“老于州縣者所不逮”;“柘岡西路花如雪”(王安石)，他到過柘岡，對當年那位鐵腕人物和學界山斗，甚為神往。“春風滿柘岡”，飄然一語，既是對撫州治績的欣然回憶，又是對王安石致仕后讀書為學的企羨，隱含歸休之后講學論理、徜徉山水的心曲。久蓄于胸的意念，用“忽”字作頓然覺醒似的傳達，突兀可喜;“春風”一句描繪語挽束全詩，詩意蘊藉不露，有語淡意遠之妙，正如沈義父所說，“以景結情最好”(《樂府指迷》)。

第二首以三、四句再抱題目，使二首一題，不見散漫。以閑、樂二字為主意，以一、四句為取象重點，穿插敘事和議論，章法輕靈，用筆圓熟。稻生孫，稻割后再次抽生出苗葉。催科，催征賦稅。雖是晚秋，遍地稻孫，滿眼新綠，一派谷稔民豐氣氛;村無斂賦課稅的剝啄吆喝，仿佛見黃發垂髫之怡然。牛亦樂，老牛似解人意。“隨意過前村”，一群牧童快快活活地吆牛前去;詩人好像也在徐步閑行，頷首而笑。

“催科不到門”是關鍵的一句，出語閑閑，而詩人品性頓出。當時人推許張孝祥詩文為“當代獨步”，并非阿好。他擅詞，存作270余首，駿發踔厲，承東坡之豪縱，開稼軒之悲壯，“長淮望斷”等篇，一腔忠憤，撼人心旌。他似不以詩寫大事，存詩400余首，率多贈答紀行之章，格調清婉平易，但每于平常敘寫中流瀉出對國運民生的深切關懷：“去年大水高田熟，低田不收一粒谷。只今萬錢糴一斛，浙西排門煮稀粥”;“小儒不得參戎事，賸賦新詩續雅歌”……“催科不到門”，直使人想起杜甫詩“安得務農息戰斗，普天無吏橫索錢!”有良心的詩人，總是傷情于國亂民貧，而傾關注于人民的，何況對張孝祥來說，宦海風波，壯圖難展，他更對黃犢眠樹，白雞啼煙的村野有所青睞了：“此中若許投簪紱，便老鋤耰卜數椽”!《野牧圖》在輕淡的描敘中寄托了這種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