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

儂家住在江洲，兩槳如飛自由。

金兵一到北岸，踏車金山三周。

真州城子自堅，京口長江無恙。

艤舟夜近江南，恐有南朝丞相。

顧炎武乃明末清初的一位耿介絕俗之士，自幼便有救世安民的政治抱負，曾為“復社”成員，參加過反宦官、反權貴的斗爭;入清后則渡江北行，察看沿途地形，交結四方豪杰，并于沖要之地，墾田屯糧，以圖恢復，表現了高度的民族氣節，故其為詩，無論擬古、詠史，即景、抒情，亦大多激昂慷慨，寓有不忘國仇不忘恢復之宏愿，《榜人曲》便是一例。此詩作于順治七年，借南宋史事，用船夫口氣，抒發了同仇敵愾、奮力抗清的壯志豪情。

第一首“金兵”二句，作者自注：“《宋史·虞允文傳》：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詩人此處，借虞允文指揮宋朝水師在金山周圍演習踏車船以抗擊金兵的事跡，表現江邊船夫嚴陣以待，隨時準備痛殲入侵者的堅強決心。而“兩槳如飛自由”一句，又讓我們看到了他們對于必勝前景的憧憬與自信。“如飛”，言其輕捷矯健，“自由”則謂召之即來，戰之自如，完全掌握了斗爭的主動權，簡直容不得敵人作片刻的喘息，“一到北岸”，便給以致命的打擊，充分表現了我方軍士躊躇滿志，穩操勝券的高昂士氣。

第二首在寫法上較第一首委婉、含蓄。四句全寫南宋典實，作者自注云：“文相國《指南錄》：‘敵船滿江，百姓皆無一舟可問。……余元慶遇其故舊，為敵管船。密叩之，許以承宣使、銀千兩。其人曰：‘吾為宋朝救一丞相回，建大功業，何以錢為?’但求批帖，為他日趨承之證。因授以批帖，仍強委之白金。義人哉!吾無此一遭遇，已矣!”其實，詩人之詠史，旨在喻今。當時史可法在揚州殉國，而民間卻傳說他未死，并有不少人托其名以號召百姓繼續抗清，可見，詩人所說“南朝丞相”實指史可法而言。他希望真的出現奇跡，史可法仍在人間。這不但表現了詩人對民族英雄無限崇敬的心理，而且揭示了他決心繼承史可法的遺志，抗戰到底的堅定信念。

由上所述，可知“榜人曲”所詠唱的亦是詩人的心聲。雖然在當時大勢已去，一切無可挽回，而顧炎武卻依然看到了百姓的力量，依然對前景充滿著希望，這種積極昂奮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另外，此二詩在形式上亦頗具特色。絕句大都為五言或七言，而顧炎武卻以六言出之。六言絕句始于唐，王維、王建以及北宋王安石等皆有此體的名篇，然終因難于運筆，又不如五言、七言之流暢，故繼作者寥寥，而顧炎武卻有意于此體，大抵因內容表述的需要。詩既以抒寫斗志豪情為旨，傳激越亢奮之氣概便成為詩篇的主要任務。六言調板急促，節奏明快，正合要求。雖句句為雙音步，無一單音從中調節，然誦讀于口，抑揚頓挫，鏗鏘有力，恰如進行曲，增強了詩歌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