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

群盜相隨劇虎狼，殺人更肯留妻子。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殘一人出駱谷。

自說二女嚙臂時，回頭卻向秦云哭。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

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三絕句》寫于代宗永泰元年(765)，當時詩人在云安(今四川云陽)。

安史之亂以后，由于軍閥割據，互相爭奪，戰亂一直未停。杜甫所在的兩川情況更為嚴重，例如上元二年(761)梓州刺史段子璋自稱梁王，進陷劍州，后被成都牙將花驚定平定，花恃功大掠;寶應元年(762)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為部下李忠厚所殺，李又縱兵殘殺無辜;永泰元年(765)劍南西山都知兵馬使崔旰攻劍南節度使郭英乂，邛州牙將柏茂琳等又舉兵討伐崔旰，蜀中大亂。在他們長期的互相殘殺中，廣大人民淪入難以想象的悲慘境地。“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草堂》)。“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征夫》)。杜甫的這些詩句，正是當時廣大人民悲慘命運的真實記錄，《三絕句》反映的就是這樣一種社會現實。

第一首，揭露軍閥混戰與殺戮人民的慘狀。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一、二兩句開門見山，揭露蜀中各地軍閥的相互殘殺。“渝州”，治所在今四川重慶市;“開州”，治所在今四川開縣。“前年”“去年”，“渝州”“開州”，詩人有意運用這種修辭上的重復手法，勾畫出軍閥相互爭奪相互殘殺的猙獰嘴臉，揭露他們殘忍的本質，表達對他們的極端憎惡。“爭地以戰，殺人盈地;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在如此劇烈的軍閥混戰中，可以想見當時廣大人民的悲慘命運。

“群盜相隨劇虎狼，殺人更肯留妻子”。三、四兩句用比喻、對比等手法寫廣大人民慘遭殺戮的境遇。在這些大小軍閥的相互殘殺中，不知有多少無辜的人民死于他們的屠刀之下，他們不僅屠殺了男人，而且連妻子和弱小的兒女也不肯(“更肯”，即豈肯)放過。詩人把這些大小軍閥斥之為“群盜”，比之為“虎狼”，甚至比虎狼還兇殘，表達了極端憤怒的心情。

全詩語言樸素自然，直抒胸臆，反映出當時社會的殘酷黑暗和廣大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災難。詩中采用重復、對比、比喻等多種不同手法，更加強了詩的感人力量。

第二首記敘一位難民的不幸遭遇。

唐代自安史之亂以來，一直不斷地遭到吐蕃、回紇、黨項、吐谷渾等的入侵。永泰元年(765)九月，唐代叛將仆固懷恩又誘使回紇、吐蕃、吐谷渾、黨項、奴刺等數十萬眾分三路入寇，一直深入到長安附近，所過大掠男女，焚燒廬舍，蹂躪禾稼殆盡。關中震恐，大批難民紛紛從陜西逃往四川。而當時官軍的散兵游勇，勾結鄉曲無賴之徒，竄伏于終南山子午谷、斜谷、駱谷等地，嘯聚為盜，攔路劫掠，殘殺難民。詩中所敘，就是難民中一位幸存者的遭遇。

詩的一、二、三句，從這位幸存者的口吻落筆，說當初為了躲避吐蕃、黨項等的入侵，全家人往四川逃難，同行者有二十一家，沿途因官軍的追捕屠殺以及饑餓寒冷疾病等原因而大量失散死亡，等到走出駱谷(即駱谷道，自今陜西省周至縣西南至今洋縣北，長四百二十里，為關中入蜀的交通要道)，進入四川，只存下他一個人了。在逃難途中，由于形勢危急，不能兩全，他只得與兩個女兒忍痛嚙臂而別(“嚙臂”，以齒咬臂，表示訣別)，只身南逃，現在每當向人訴說起這段悲慘遭遇時，不禁回頭朝著當初同女兒訣別的方向放聲痛哭起來。長期戰亂，造成了人民的流離失所和大量死亡，這首絕句正是這種悲慘社會現象的真實寫照。這與三國魏王粲《七哀詩》中所描寫的漢末軍閥混戰人民母子不相顧的慘像(“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淚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十分相似。

全詩四句，猶如親聆這位幸存者的悲痛訴說，語言質樸，不假雕飾，二、四兩句以“谷”“哭”仄韻字押韻，更表達出一種悲抑哀痛的感情。詩中的“入”字與“出”字，“二十一家”與“唯殘一人”，對照鮮明，感情強烈，是當時人民痛苦遭遇的藝術概括。最后以“回頭卻向秦云哭”一句收結，讓讀者在這哀哀慟哭的形象之中去體會當時廣大人民的痛苦，更收到震撼人心的藝術效果。

第三首揭露唐代禁衛官軍的殘暴行徑。

“殿前兵馬”，指禁衛官軍。肅宗上元中，曾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鎮陜州，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監其軍。廣德元年(763)，代宗避吐蕃幸陜，魚朝恩領神策軍迎駕。京師平定后，神策軍遂歸禁中，為天子禁軍，魚朝恩為禁軍統帥，并以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的官銜，率禁軍到平亂的地方督陣。這首詩就是揭露當時駐扎在漢水流域的一支禁軍，殘酷屠殺人民、奸淫婦女的罪惡行徑的。

首句說，殿前兵馬是一支勇猛善戰的隊伍(“驍雄”，勇猛善戰)。初讀似覺贊揚、肯定，實際諷刺意味很濃，目的反襯下文。“雖”字轉折，逗出下句。

“縱暴略與羌渾同”。次句承上作轉，說他們肆行暴虐，與入侵中原燒殺淫掠的黨項、吐谷渾外族完全一樣(“略”，完全)。“縱暴”二字，點醒全篇主旨。兩句一正一反，欲抑先揚，使人想到：殿前兵馬越是“驍雄”，“縱暴”便越是厲害，人民的災難便越是慘重。兩句寫得較概括，但詩人的憤怒已隱然見于言外。

三、四兩句緊扣“縱暴”，具體揭露其罪行：他們在漢水一帶大肆屠殺從關中向四川逃難的人民，而把婦女擄入軍中。兩句直書其事，對官軍殘暴無恥的行徑進行了嚴正的控訴，矛頭直指最高統治者，表現出詩人的膽略與勇氣。詩中沒有抒寫詩人的任何內心活動，但我們卻感到他那種深切同情人民、無比憎恨官軍的強烈感情。

杜甫是一位“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詩人，《三絕句》正是以一個側面反映出他這種崇高的精神。詩中不僅深刻地揭露了地方軍閥的兇殘和禁衛官軍的暴行，而且真實地描繪出當時廣大人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凄慘圖景，這在盛唐詩人的絕句中可謂絕無僅有。在藝術上，三首詩以組詩形式，采用通俗淺切的語言，直書其事，同時運用押仄韻和拗體聲律，造成一種郁怒不平的氣勢，抒發出深沉而悲憤的感情，這與“以語近情遙，含露不吐為主”的盛唐絕句，也迥然異趣。錢謙益說：“少陵絕句，多縱橫跌宕，能以議論抒其胸臆，氣格才情，迥以常調”(《錢注杜詩》)。楊倫說：“筆力橫絕，此等絕句非他人所有”(《杜詩鏡銓》)。都正確地道出了它在內容和藝術上的這一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