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酒
(儀狄造,杜康潤色之。)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
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
素礫皛修渚,南岳無余云。
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
流淚抱中嘆,傾耳聽司晨。
神州獻嘉粟,西靈為我馴。
諸梁董師旅,芊勝喪其身。
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勤。
卜生善斯牧,安樂不為君。
平王去舊京,峽中納遺薰。
雙陵甫云育,三趾顯奇文。
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
朱公練九齒,閑居離世紛。
峨峨西嶺內,偃息常所親。
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
陶詩以詞直意婉,似澹而實美著稱,可此詩卻頗蹊蹺,題名《述酒》,除兩句自注外而絕不言酒,且閃爍其辭,難以釋解。黃山谷以詩句與題意兩不相蒙,認為有誤。唯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熙后有感而賦。蓋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為零陵王,次年親封毒酒一罌授張祎,密令酖王,祎自飲而卒;裕又令兵人逾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詩人處禪代之世,其曾祖陶侃曾為晉室重臣,父輩亦皆食晉祿,雖同五世相韓之義,但不敢直言,乃借斯辭以抒忠憤。此即詩之所為作,而以《述酒》名篇。由此也就使本詩具有如下的一些主要特點:
其一,詩句與題意似兩不相蒙而實相蒙,其紐帶是詩人的兩句自注: “儀狄造,杜康潤色之。”儀狄,傳說夏禹時造酒者。《國策·魏第二》: “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 ‘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名義考》謂“帝女”之“帝”即禹。杜康,即少康,傳說中釀酒的發明者。《說文解字·巾部》: “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照常理,詩人此注可以不注,如果要作注,應注為“杜康造, 儀狄潤色之。”然而,詩人不只多此一舉,而且在自注中還故意作了顛倒,使之成為“醉語”。其用意是清楚的: “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題名《述酒》而絕不言酒,就在于詩是醉時所作。實際上,醉翁之意亦不在酒,而在于述劉裕以酒行弒。此詩的真正題意是說:酒乃儀狄造,當年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認為“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而詩句實際所抒寫的正是劉裕之酒酖恭帝以亡晉。可見,詩人的這種一筆自注,故作“醉語”,不只是出于一種藝術構思上的需要,讓兩不相蒙的詩句與題意成為實相蒙,而且詩人的這種故意醉眼也斜,還是對劉宋政權的一種有意輕蔑,是無聲的嬉笑怒罵。
其二,詩辭盡隱語,實為零陵哀詩。比如,司馬氏出重黎之后,離諧黎,重離又可指午時的陽光。《書》: “我則鳴鳥不聞。”鳴烏謂鳳凰。詩以“重離”云云,喻晉元帝建制江左,王謝諸人共贊中興。《禮記·月令》: “季秋之月,草木黃落。” 《易》通卦驗:“立春調風至”,調風亦稱融風。詩以“秋草”云云,喻東晉之日漸式微,已不得復為春時之盛。南岳為江南山鎮,舊時數術家謂紫云為王氣。詩以“素礫”云云,喻江左氣象蕭瑟,王氣已盡。這是以景語作隱語,寫東晉之盛衰,并從而暗示了劉裕之篡晉。又如, 《晉書》義熙二年,論平桓玄功,封裕為豫章郡公;元熙二年六月,裕廢恭帝為零陵王,而舜冢在零陵九疑。詩以“豫章”六句,謂劉裕發跡豫章,遂于大位,恭帝以天下讓,猶不免于弒,此所以令人流淚哀嘆,夜耿耿而不能成眠。《晉書》義熙十三年,鞏縣人獻嘉禾,裕以獻安帝,安帝以歸于裕。《史記·楚世家》: “白公自立為王。月余,會葉公來救,共攻白公,殺之。”白公即芊勝,葉公即沈諸梁。詩以“神州”四句,謂劉裕假符瑞以奸大會,今之為沈諸梁者何人!《后漢書·獻帝紀》: “延康冬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為山陽公。”《莊子》有“牧乎,君乎”之言。詩以“山陽”四句,借山陽稱零陵,謂恭帝已廢為零陵王,而猶不免于弒,此所以自卜此生者,寧以州牧為安樂,而不愿作人主。這是以典故與時事雜呈為“醉語”,哀恭帝之不免于弒而憤劉裕之兇殘,實際上也就是在悼東晉之亡。再如,王子晉好吹笙作鳳凰鳴,游于伊洛之間,事見《列仙傳》。范蠡助越滅吳后,乘扁舟浮于江湖,至陶,改名陶朱公,事見《史記·貨殖列傳》。 《莊子·齊物論》: “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天。”詩以“王子”八句,故作游仙之詞,謂富貴不如長生,并以隱字法,言“晉”運既盡,故“陶”閑居以避世,這就不只是對晉室的一般哀悼,而且還明確地表達了自己與劉宋政權的不合作態度。
其三,層層皴染,一詠三嘆,章法儼然。全詩可以分為兩大部分,四個層次: “重離”六句,是第一個層次,它借景語作隱語,一筆總寫東晉的盛衰。 “豫章”十二句,是第二個層次,它以時事與典故雜呈作“醉語”,其間又以三個小層次,哀恭帝之不免于弒而憤劉裕之忍,一詠三嘆,可稱沉郁頓挫。 “平王”四句,是第三個層次,它借助于用典,再對東晉的盛衰作一筆勾勒,而與開篇六句相詠嘆,以平王東遷喻元帝定都江左,以晉初以三足烏為代魏之祥瑞寓劉裕之禪宋稱帝。第四個層次,是最后八句,它故作游仙之詞,并以隱字法寄托詩人無可如何之哀思。前三個層次是第一部分,它側重于說史,第四個層次自為一部分,它側重于明志。
陶淵明以晉恭帝之不免于弒作為江東王氣已盡的標志,說明他是以劉宋為篡逆而以晉室為正統的。吳仁杰《陶靖節先生年譜》云:“集中詩文,于晉年號或書或否,固不一概,卒無一字稱宋初以來年號者,此史氏所以著之也。”我們讀了此詩的確可以得出這個結論:陶淵明于晉年號或書或否,當是無意識的;卒無一字稱宋初以來年號,當是有意識的。詩人入宋以后甘守貧賤故轍而不出仕,原因當是多方面的,但他的這種帝晉而寇宋的思想,應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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