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

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

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

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

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

風云有鳥路，江漢限無梁。

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

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

這首詩寫于南齊永明十一年秋，是謝眺永明年間于宗室諸王門下做幕僚時期的重要詩作，也是他擴展了生活視野、開拓了詩歌新境界、走向創作高峰的一個重要標志。因此，為歷代讀者和評家所推重贊賞。

永明八年，謝眺的文才受到隨郡王蕭子隆的愛慕賞識，入隨王東中郎府任專門從事詩歌創作的“文學”一職。這一時期，他經常出入于竟陵王蕭子良所設的西邸，吟詠唱和，與蕭衍、沈約、王融、蕭琛、范云、任昉、陸倕等號稱八友。永明九年，他又跟同隨王離開京城建業赴荊州的隨王府也即西府。在荊州時，他仍陪同隨王吟詩作賦，深得隨王厚愛， “流連晤對，不舍日夕”。然而，好景不長，他被人以煽動隨王滋事的罪名上“啟”告密，齊武帝即將謝脁召回京城建業。這首《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出的。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詩的起始二句，就開創出一種雄渾闊大的境界。詩人自荊州乘船順江而下，向京城建業行駛。江水日夜不息地向前奔涌著，日間，詩人的視野所見只是滾滾浪濤;夜間，詩人的耳際唯聞嘩嘩的水聲。這“大江流日夜”既是眼前景物的實寫，又是詩人浮游于江河之上內心感受的高度概括。說是用了《論語》中“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典亦可，但卻略無痕跡，自然率真，化去了《論語》原典中那種人生哲理感，給人更多的是現實感，是大自然的雄渾與壯闊。次句“客心悲未央”是直抒其情。 “客”之悲哀不已，自有其主觀原因，就謝脁來說自然是被調離荊州，離別了情誼深篤的隨王與同僚友好;然而在表達上，詩人卻將這種感情與眼前之景、身邊之境緊緊地聯結在一起，用了托景興情的手法，這樣，無休無止的悲愁就具有了如大江般日夜傾流的意味，而滔滔不息的江水也便成為凝聚著詩人無限離愁的感人意象。

“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二句，將詩人心中“未央”之“悲”點透，卻又不明言直說是別離使之然，而仍是扣緊旅途行程側寫：想到自己隨航船在大江之上日夜兼程，渡過重重險阻距建業越來越近，從而更加意識到再想返回荊州路途是何等的遙遠!這里用一“近”一“遠”相對照，突出地表現了詩人的心態——無盡的悵憾，無盡的慨嘆，無盡的愁怨。這就間接地寫出了詩人為知己之人遠隔山水難以相見的傷別之情。

自“秋河曙耿耿”至“思見昭丘陽”八句，用的還是托景興情的手法。從時間上看，是從天空銀河閃亮的深夜寫到江面上隱約可見灰蒙蒙的島礁的黎明前夕，再寫到籠罩在朝暉中的京城宮室清晰可見的黎明。從環境看，是從距建業三十里的新林一直寫到京邑南門。這樣從動態的過程中寫景，是與詩人寫景的目的完全契合著的，即：筆下描寫的是于京郊遠眺所見的宮墻、廟宇、宮殿，心中懷念的卻是“昭丘陽”，是荊州故人;身距京邑彌近，心思荊州彌烈。一直到“驅車鼎門外”，已是不可遏制，便沖口直呼出“思見昭丘陽”。 “昭丘”是楚昭王的墓，在荊州，故詩人以此借代。這樣在動態中寫景，使人仿佛同時看到了詩人內心情感的涌動，這就把身至京邑心懷荊州的矛盾推向了高潮。

“思見昭丘陽”一句把全詩分成了前后兩部分。兩部分的感情完全是貫穿一致的，然而手法卻有所不同。前一部分寫了“大江”、“宮雉”、 “鳷鵲(觀)”、 “建章(宮)”、 “鼎門”、 “昭丘(墓)”等親眼目睹的實景，將情融于景物描寫之中。后一部分所寫的景與物如“馳暉一、 “鳥路”、 “江漢”、 “鷹隼”、 “時菊”、“嚴霜”等，皆非詩人親眼實見，而都是想象之中虛擬的產物。寫這些想象中的景與物， 目的在于隱喻，用的是以物喻情的手法——“馳暉不可接”，是說從荊州升起的太陽，在京邑就迎接不到，這自然是運用了想象和夸張的寫法，但更主要的是詩人賦予了它比喻意，以喻身在兩地的難于相見。 “江漢限無梁”是說建業、荊州為長江與漢水所阻又無橋梁可通，這里也包含著自己和隨王及同僚之間為千山萬水相隔無法相聚的喻意。詩人還以“鷹隼擊”和“嚴霜”的侵襲比喻時局的險惡，又以“時菊”自喻，寫出自己處境的艱難惡劣。通過這些隱喻，一方面繼續抒發了離愁別恨，另方面進一步表現了對時局的憂慮，對惡勢力的憎恨疾憤之情。

從藝術特色上看，這首詩除了托景興情和以物喻情的手法取得了情景交融、虛實相生的藝術效果外，還運用了借代手法，如用漢武帝時的宮、觀名“建章宮一和“鳷鵲觀”指代南齊的京城建業，用楚昭王之墓“昭丘”指代荊州等。借代手法的運用一方面出于當時政治形勢的需要，一方面又造成了一種深沉的歷史感與凝重的含蓄感。這種歷史感、含蓄感與景物描寫中所開創的雄渾感，共同構成了一種深沉而略帶悲壯的情調，這就是本詩的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