擬古九首

(其九)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

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

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向以“平淡自然”的詩風為后人所稱道的陶淵明，越到晚年，詩歌越慷慨激昂，風格也越清峻遒勁。尤其當晉宋易代之際，他那久郁心中的強烈感情象火山一樣噴薄而出。他用詩歌憤怒詛咒當時的最高統(tǒng)治者劉裕的篡弒行為，猛烈抨擊社會現(xiàn)實的黑暗，表現(xiàn)出不屈的抗爭精神，閃耀著“金剛怒目”式的光輝。 “陶潛酷似臥龍豪，千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清人龔自珍這首《舟中讀陶詩》正是對陶淵明這種精神的高度贊賞。

“種桑長江邊”就是這樣一首寓意深刻、鋒芒畢露之作，雖通篇采用比興的手法，詩歌諷喻的效果卻并不因此而有所稍減，反而更耐人尋味。詩人通過種桑江邊、桑樹摧折不幸遭遇的描述，抒發(fā)了自己對晉宋易代的深沉感慨。

一起說：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一用種桑比喻劉裕立恭帝一事，意義甚明。晉義熙十四年(418年)十二月，劉裕立瑯琊王司馬德文為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即逼恭帝禪位以自立，改元永初，其間恰好跨越了三個年度。所謂“望當采”者，據(jù)黃文煥《陶詩析義》闡釋，意思是： “既經(jīng)三年，或可以自修內治奏成績也。”其中曰“望”、曰“當”，可見這只是一種意愿，一種推理，而非既成事實，接下來詩人果然將筆鋒一轉，引出三、四句。

“枝條始欲茂”承上，這是種桑三年的結果，也是“當采”的原因; “忽值山河改”一轉，揭示了當采而未能采的緣由。 “山河改”，顯然喻指政權的變祚。一個“忽”字，強調了政變的突然，也表達了詩人和時人對劉裕篡權的真實感受。這一句同時有著啟下的作用。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具體描寫“山河改”使桑樹遭受的禍害。那“始欲茂”的桑樹，突然遭此變故，不但枝葉摧折，生意全無，連根株都在滄海里隨波逐流。如同歷史上一切政治事變都不可避免地伴隨著屠殺和流血，這一幅桑樹被毀的慘景，正是對劉裕篡晉過程中殺戮之慘烈恐怖的貼切比喻和形象描繪。

桑樹統(tǒng)統(tǒng)毀于一旦，隨之而來的自然是春蠶無以為食;蠶不能吐絲做繭，寒衣無著自不待言。 “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兩句，仍緊扣桑樹，揭示了事變給晉統(tǒng)治者和廣大百姓帶來的無食無衣的災難。不僅描寫生動，而且頗含理趣。

詩人用比興手法反映這一場易代之變，當然不只是為了客觀地描述它，而是有著深刻的用意。但它既不象《述酒》詩那樣以“流淚抱中嘆，傾耳聽司晨”表達對東晉王朝覆滅的深切哀悼，也不同于《詠荊軻》、《讀山海經(jīng)》等詩通過對荊軻、精衛(wèi)、刑天的歌頌，寄托自己對強暴統(tǒng)治的反抗和不平。詩人寫這首詩，意在從這場慘痛的禍變中總結教訓，以戒后人。所以陳沅說： “此慨晉室之所以亡也……命意全在末二章，所謂圖窮而匕首見。”(《詩比興箋》卷二)

“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指出桑樹的被毀根源于它種在“長江邊”而“不植高原”。種非其地，自然依托不固，從而招致了這場慘禍。以此來比喻恭帝為劉裕所立，托身不慎，后患自來，是再恰當不過了。如果說，此前詩人對身受其害的晉統(tǒng)治者還流露出某些憐憫和同情的話，當他轉入對事變原因的思考的時候，他的態(tài)度就變得深沉，目光也變得冷雋了。他清醒地看到，所有這一切都是由于晉統(tǒng)治者自身的昏庸無能，咎由自取，既然如此，又何悔之有，悔又有何益呢?詩人強烈的不滿和辛辣的諷刺溢于言表。從中也可見陶淵明雖歸隱田園，蟄居鄉(xiāng)村，卻如魯迅先生所說， “對于世事也并沒有遺忘和冷淡”(《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他不僅時刻關注時代的風云變幻，而且對時局有著深刻的洞察力。

此詩雖全用比興，字字隱語，卻毫無晦澀之嫌;文氣自然流暢，一氣呵成，而章法十分嚴謹。黃文煥評此詩曰： “曰 ‘望’ 曰‘始’，所愿何長;曰‘忽值’，所逢何短。曰‘柯葉摧折’、 ‘根株浮海’，所受之禍，又何太酷!如此孤憤，胸中火發(fā)，大地山崩矣。 ‘既無’之后，又曰‘欲待’，與‘欲茂’相應，絕望仍一回望，慘不可言。然后推尋禍基曰： ‘本不植高原。’誤國之人，誤國之政，所繇來已久，所初行實謬，咎豈在今哉?”這一段話對此詩內在結構的分析頗有見地，援引于此，或許有助于讀者對本詩作更深入一層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