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歐陽修《與張秀才第二書》原文|注釋|賞析

歐陽修

修頓首白，秀才足下：

前日去后，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復之古，而剪剝齊整凡今之紛淆駁冗者歟。然后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

君子之于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見于文章而發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圣人之道也。此履之于身，施之于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

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

夫所謂舍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圣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后世也。今生于孔子之絕后，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

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嘆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后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于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后，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于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為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于事實而已。

今之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于古初，以無形為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亙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

凡仆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為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此文載《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卷第十六。

這篇書信是歐陽修早期的作品，寫于明道二年 (1033)，當時歐陽修正任西京 (今河南洛陽) 留守推官(地方行政長官的助手。職掌勘問刑獄等)。張秀才，名棐，家籍河中，進士及第。第一封信寫得很短，內容大抵敘述朋友初交、寒暄客套之辭，而這封信則不同，雖然是敘友情的書信，同時也是一篇極好的議論文章。此時的歐陽修初步仕途，才華橫溢，躊躇滿志，是準備要干一番大事業的，這篇文章正是旗幟鮮明地反映了歐陽修政治報負與文學思想。

首先，歐陽修直言不諱地指出張秀才在治學方面存在的問題，即“舍近求遠，務高言而鮮事實”。一般說來，讀書人大多憫世病俗，立志濟世救民的人亦不在少數，但好高鶩遠，脫離實際卻又是多數讀書人的通病。歐陽修這種一針見血的批評，一方面表明他在治學上完全不同于好高騖遠的文人，另一方面也表現出他為人處事的剛正、無私、坦蕩。

接下來，作者明確地闡述了自己的治學思想，筆調委曲婉轉，風格從容舒緩。先是談到“學”與“道”的關系：“君子之于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見于文章，而發之以信后世也”。這里所說的“道”當然是指傳統的儒家思想。歐陽修的這種治學思想是支配他一生從事政治活動，特別是文學創作的主導思想。在他的許多作品諸如《送徐無黨南歸序》、《答吳充秀才書》、《與樂秀才第一書》等文章中都談及這一問題。《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這里所說的“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見于文章”，也就是所謂立德、立功、立言。這三者使人能夠死而不朽，永傳不廢。

所謂知古，當然不是越古越好，歐陽修批駁了“以混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的玄虛荒誕之言，認為“其道難法，其言難行”。他以為知古的目的是為要明道，而所謂古者，不外乎“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書》中的《堯典》、《舜典》是儒家崇奉的經典，“其嚴若天”，但所述之事不過于“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而孔子之后，惟有孟軻最為明道，但其書中所言大抵不過于“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因而，歐陽修以為論“道”不是談玄，“道”亦不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道的具體內容正是現實生活中的“百事”。古圣賢之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究其根源，就在于“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近者，蓋切于事實而已”。讀到這里，我們頓覺豁然。歐陽修所說的“道”之遠近不單是指三皇太古為遠，殷周而下為近這種時間觀念上的遠近關系。其更深層的內涵則是闡發孔子“道不遠人”的理論，以現實社會的人與事為識別“道”之遠近的出發點。而那些自命超凡脫俗的愚腐文人，遠離現實社會的政治斗爭，不關心黎民百姓的疾苦，崇尚虛無玄妙，自以為已近至“道”，實際上去“道”甚遠。

綜上所析，歐陽修之論“道”，其主旨應與漢唐以來的儒學思想一脈相承，另一方面也溶進了他自己的政治思想與人生哲理。他把“圣人之道”的理論用于社會生活實踐，即所謂“施之于事”。歐陽修所處的北宋社會正值多事之秋，他對當時在經濟、政治和軍事等方面的嚴重危機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接觸到土地兼并和勞役苛重等某些本質問題，他又提出了“務農節用”的農本思想，要求去除積弊，實行“寬簡”的封建政治。在其后不久出現的革新派范仲淹和保守派呂夷簡的斗爭中，他堅決站在進步方面。他的《與高司諫書》、《朋黨論》等名作，尖銳地駁斥了保守派的誹謗和污蔑，表現了極強的戰斗性。

另外，在這篇文章中，歐陽修又論及文學與現實的關系，實際上就是傳統的“文”與“道”的關系。他反對內容浮薄空泛的文章，認為“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在以后的一些文章中，歐陽修對“文”與“道”的關系則作了更深一步的闡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答吳充秀才書》)，“勤一世以盡心于文字間者，皆可悲也”(《送徐無黨南歸序》)。而《與張秀才第二書》則是最早提及“文”與“道”的問題，因而在我國文學批評史上應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