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王安石《書刺客傳后》原文|注釋|賞析

王安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背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 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 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于嚴仲子，荊軻豢于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污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愿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書刺客傳后》是王安石的一篇讀史雜論。而《刺客傳》乃司馬遷《史記》 中的名篇，文中贊五杰奉“士為知已者死”為人生信條，留傳下“不欺其志，名垂后世” (均引自《刺客傳》) 之壯舉。歷代多譽其言行名節，指為楷模。唯王荊公對此頗不以為然，紙筆之下偏另有識見。作者撰此文，似乎是一段隨手記札的文字。而行文奇思橫溢，論斷結語與眾不同。文中王安石讀史論事、品評人物，辯析褒貶、直發胸臆。但見作者出語脫俗不凡，見解大膽新穎，雖是篇百余字的雜著小品，亦充分顯示了王安石的胸懷心志，思想跨越今古。而通篇筆力雄健峻峭、簡潔明快，則展現出文壇大家之風范。

太史公在《刺客傳》的文末贊曰：“自曹沫 (一作曹劌) 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司馬遷以一支生花妙筆描述五杰的音容笑貌，刻畫他們的舍身以取仁義。其唱嘆有情，滿紙壯哉、惜哉。所謂曹沫以勇力挾索失地于盟壇、專諸魚腹藏劍以襲王僚、豫讓三擊趙襄子衣袍而刎、聶政殺俠累自成其全孝全義、荊軻刺秦王慨然別于風蕭水寒。凡此五者無不以“士為知己者死”而終其生，遂傳揚為刺客豪杰。

王安石落筆即區別不同對象。短文以篇尾“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作對比，立起全篇宗旨。行文時作者以層層遞進的結構，將此意翻作三層。起筆先評曹沫以勇為魯將，凡“三敗北”(《刺客傳》)于齊，以致“亡人之城”;然以勇“劫天下盟主”，又使被侵之地失而復歸。王安石贊揚曹沫以勇而能成其事，甚至促使齊相管仲“因勿背以市信一時”，使曹沫之勇亦“一時可也”，獲得成功。作者的本意既評贊曹沫以勇力劫盟主，失城雖可歸回，但管仲勸齊桓公以信義明示盟壇，其志卻在奪天下。兩相比較，曹沫以勇力“可也”，管仲以“道德”“可也”，雖功用不同，其孰大孰小卻自明。作者褒曹沫真是恰如其份。《刺客傳》記述的是五杰為知己、為仁義忠孝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奇勇之舉。曹沫者，“春秋三傳”中《左傳》、《谷梁》又稱“曹劌”(《索隱》稱“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左傳》載魯莊公十年，齊魯長勺之戰，用曹劌“三通鼓”之謀敗齊。《刺客傳》卻單取《公羊》所記。王安石此文亦不辯其或抵牾、或傳訛、或各有所指。只對曹沫的言行而論，作者以曹氏一人之勇之忠，與齊桓公、管仲君臣的一國之信義道德相對照，表明了王安石對曹沫褒中有貶，并不贊同太史公的“義成”之評。這一層文字在記述之中巧作對比，既忠實于史籍所記載，又顯示出作者的意向。而題旨卻在品評歷史人物：五杰之一的曹沫只一味憑勇行事，余者“何如哉?”文勢折轉入下層，倒顯得順理成章。

“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一句，“獨怪”二字承轉上層“可也”，其貶意明確。“怪”者，既有奇怪，亦有怪罪、責難的含義。歷史上魏、趙、韓三家分晉乃大夫專國之必然。豫讓先“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刺客傳》)后附事智伯，甚得“尊寵”。及智伯亡于三家，豫讓為報智伯以“國士遇我”的恩義，遂三次謀殺智伯之仇家趙襄子。雖事敗被執，仍迷而不悟，一心求所謂的“忠臣有死名之義”(同前)。王安石對豫讓的不識世道變遷，不能判定智伯是否明君之人的愚頑不化非常反感。作者讀歷史并不是讀死書，而是以經世致用為原則。此處王安石很善于表明自己賞識或反對某一人事，其思想與語辭在文中同樣堅定和明確。行文時作者連用了“獨怪”、“豈顧”、“誠”、“救”、“區區”等情感豐富、態度明朗的詞語，使這一層的二句話形象而生動。而用設問句：“豈顧不用其策耶?”指出并非智伯不采用豫讓的謀策。而“尚足校哉?”則以問代答，觀點鮮明又問在其理。使世人以豫讓為志士人臣的識見，對比于史實與功效，應褒應貶立時便可辯析。作者的二句話又有三層深意。“獨怪”而“豈顧不用其策”。策字既指計謀、策劃，更暗寓著世事的變化和發展。既以“國士”自詡，又提不出“其策”，語中的譏切之意已顯然。所以唯王安石“獨怪”，而世人不加辯識，一味傳訛，看來“國士”乃為假。第二層，巧用一個“誠”字，就算豫讓“誠然”是位“國士”，也未曾見他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關鍵時刻亦不見其施展國士之奇能，可見其才能終究不足，世人難道不應先辯別國士的真偽嗎? 作者果然是出語不凡，使史籍中虛狂空泛之語的訛傳，立時點破：“國士”原來競連曹沫都不如。由此，第三層的深意索性寫在明處：“一死區區，尚足校哉?”作者指出豫讓的死法不足效法，更不值一提，那些為了他的死而“皆為涕泣”(《刺客傳》) 者倒是應當猛醒。二問三層深意，一下子駁倒了迷惑人達千百年的假國士，而作者的筆鋒犀利，思想高視于一時，給人的印象極為深刻。翻過千年的定案，作者并不忘指出謬誤流傳的根源。為豫讓揚名原在司馬遷的一句“立意較然，不欺其志”。于是作者痛下針砭之語，一針見血。所謂“其亦不欺其意者也”，雖然豫讓也可算得未辱沒自己的意志，但作者的卑視之情態已顯明。且語出機警，頗多諧趣。“欺其意”三字借用太史公贊辭，反詰之語如璣珠連發。而“亦”字順接上文氣勢，使“不欺其意”反見出新意來。

至于聶政、荊軻二人 (專諸亦同此類)，或“售于”人，或“豢于”人，在王安石的眼里純為名節而自售、自豢者似乎貶抑更應在褒揚之上。作者有心不指其所謂壯舉，偏揭出二人“污隱困約之時”的相同之處。單從“有待”二字去議論。所謂“自貴其身，不妄愿知”，無非以高賢隱士自居，不隨便允諾知已。所謂“亦曰有待焉”，不過二人的志向仍在高山流水，尋覓知音，“待時而動”。“自貴其身”也好，“不妄愿知”也罷，一旦“立意”“其志”能遇到識家，那么“士為知己者死”原是抱定了的決心和結局。可見作者褒貶適宜，品評中肯。然司馬遷為文僅因此而贊聶政的奉母、嫁姊，自受人恩而行刺俠累; 亦慨嘆荊軻的悲壯剛烈，拼死舍身以取仁義，不免義淺。王安石雖也欽佩二人的秉性，卻不能完全同意他們的死法。所以作者說，或有待或無待，人應以“道德”立世、經世致用為根本。

后人作《索隱述贊》有云：“曹沫盟柯，返魯侵地。專諸進炙，定吳篡位。彰弟哭市，報主涂廁。刎頸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奪魄，懦夫增氣。”可見《刺客傳》流傳久遠，五杰深人人心。在王安石的筆下，褒貶揚抑卻各有不同，既使對一人而言，亦是或褒揚或貶抑，辯分無誤，各在其當揚當貶之處。王安石亦曾作七律《讀史》一首，其中“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終欲付何人?”“區區定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兵”二聯，披瀝肝膽，指評今古，不禁使人想見作者的文思與胸懷。

全篇論述分作四層。或單評曹沫，或專論豫讓，或合寫荊軻、聶政。承轉啟合，運筆自如。而第四層作結語，以“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收束全文，恰如宕開一筆，陡起波瀾又戛然斷住，令人回味無窮。句中一個“挾”字，則勾勒出以道德做招牌，投世俗之好的假國士們的臉孔。作者讀書衡文，品評歷史人物，感慨萬千，曹沫、荊軻之輩雖有褒貶瑕瑜，而今世的假冒之士比勘古人，該又能怎樣!此處揭示行文題旨，寓意深邃而明確，果然一語敵千鈞。后人品析此篇“大似司馬子長，介甫善擬古如此”(引自《中國大文學史》)。作為一篇讀史書后的雜著小品，此評既出，作者的功底心力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