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王安石《進戒疏》原文|注釋|賞析

王安石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

臣竊以為陛下既終亮陰，考之于經，則群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為邦，先放鄭聲，而后曰遠佞人; 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后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于聲色玩好之物，然后能精于用志; 能精于用志，然后能明于見理; 能明于見理，然后能知人; 能知人，然后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于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于耳目之欲，至于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 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 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于危亂也，豈難哉?

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于外。然孔子圣人之盛，尚自以為七十而后敢從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為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于此。

天之生圣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圣人之時甚難。天既以圣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圣人之澤于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后世不失圣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愿之事哉?

臣愚不勝拳拳，惟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熙寧二年 (1069)，初登大寶的宋神宗趙頊勵精圖治，以廣開言路而“考之于經典”，征之于群臣。一時百官紛紛上表，獻計獻策。王安石的《進戒疏》便是呈奉于此時的一篇奏疏。其文意深辭切，析理透徹; 謹嚴得體，運筆委婉，素為后世所稱道。

“奏疏”乃古代奏議體文中的一種，似始于漢代?？肌逗鬂h書·張奮傳》有：“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敘心，愿對中常侍奏疏。”可見，“疏”作為專門的上行文字，更偏重于條分陳奏，闡述詳明。以“疏”名篇的佳作世有傳播者，或以為漢之賈誼《論積貯疏》和晁錯《論貴粟疏》為上乘。唐朝魏征的《諫太宗十思疏》、《十漸不克終疏》更是膾炙人口，世譽為珍品。奏議體文種種，凡按劾政事，或據理直諫，或辨駁異議，其格式章法皆有所差。但因其文字面對君王，作者對命意修辭、文法句法都須倍加小心，無不擔戴著榮辱升降的干系，乃至橫飛殺身之禍。劉勰的《文心雕龍·奏啟篇》說：“夫奏之為筆，固以明允篤誠為要，辨析疏通為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眲⑹系倪@番話，無疑指明了奏疏文字的基本要則：一是內容與思想的典雅得體，二是文意與措詞的“辨析疏通”。上述奏疏體之名篇無不循此規范。而宋人尤善以議論為文，身為大政治家、大文學家的王安石則更是以政論文見長，即使如章表書奏一類的上行文體，也是寫得恢宏曉暢，窮盡事理，文采斐然。讀此篇《進戒疏》，或可見王安石大家手筆之風采神韻。

全文以頂真格式，遵循奏疏文體的程序與規范，除首尾條理，肅恭節文之外，另作三節分述條陳。作者運筆圍繞著為人君者當應節制“耳目之欲”和“自重自愛以成德”兩個方面，或引證古代圣賢，或對比節制放縱，或啟發于殷殷直諫。奏疏生動而委婉，體現了王安石立志于“改易更革”，寄望于新任皇帝的慨然奇志和拳拳忠忱。行文得體典雅，頗見奏疏文之精妙。

王安石作《進戒疏》，條陳奏明的是關系朝綱社稷的大政之根本，雖良言苦口，落筆處卻并不好尋。作者偏從自己身為近臣的職責說起。所謂“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其語出見心，一片忠忱。而“職當先”三字，既指出了作者上奏疏乃地位職務使然，又說明下文中的或戒或諫辭出有因，不令人感到唐突。且以“職當先”直切文題，滿含情摯深切，寄寓著王安石對宋神宗知遇之恩的臣子報效之心。奏疏要闡發議論，開篇卻敘記朝廷政事，行文從容不迫，脈絡清晰。文中“既終亮陰”原有所指?！端问贰ざY志》載：“神宗之嗣位也，英宗之喪未除。是歲當效，帝以為疑，以問講讀官王珪、司馬光、王安石，皆對以不當廢。”王安石尚另有《議入廟札子》一篇，專勸進趙頊即位。然而趙頊堅持守喪至“終亮陰”，始整理朝政，遂有神宗“考之于經”和“群臣進戒之時”。奏疏對史事的前因后果交待得很清楚，使下面的“臣之所豫慮”而奏疏，“陛下之所深戒”者，揭示極自然而出之于理。作者既不悖史實，又能寓事于情，寫來得心應手。

史稱趙頊年輕有為。雖新君即位而“造朝”，卻已求于“考經典”，“征進戒”，其志在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而王安石自治平四年(1067)閏三月知任江寧軍府事，旋升翰林學士兼侍講;至熙寧元年(1068)四月，詔以“越次入對”，當面垂詢; 直至熙寧二年以參知政事拜相，創三司條例，議行新法。王安石終憑藉二十年外任之政績而平步青云，直操權柄。其間的累遷累擢皆歸之于神宗對王安石才干的賞識。君對臣的了解相知，由初時的“想見其人”，到“入對”，“講席”、“留坐” (均見《宋史·王安石傳》)，其思想與言行是以“改易更革”為共同的基礎。此時的君臣同心同德，確是難能可貴。王安石非常珍惜這一點，他在《謝宣召表》中稱：“事雖有故，寵實非?！薄ⅰ昂?，扶憊造朝”?？梢娝麑ψ约褐阅苋藚⒋笳脑蚝芮宄?，同時也深知唯有依靠神宗的支持，新法才能得以實行，否則只能半途而廢。果然，歷史以王安石的二次罷相，而神宗或惑于保守勢力的攻擊，或困于皇族內部的反對，或不滿于新法本身的缺陷，雖對王安石尚存敬重，對新法已并不似初衷了。及至元豐八年 (1085) 趙頊去世，司馬光當政，悉廢新法的消息自然使王安石在憂懼中愕然失聲：“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三朝名臣言行錄》卷六) 真是不幸而言中。作為相關的歷史背景資料，這篇《進戒疏》正是“無不曲盡”里的“一曲”，而在文章的藝術上亦體現了“議之乃行”的艱難，以及作者運筆的技藝與心力。

作者直筆進戒，先論君王之“耳目之欲”。王安石以剖析事理精微，層層深入揭示的方法將節制“耳目之欲”的目的、方法、作用一一辯析詳明。作者巧運文思，以孔子、仲虺為例?！罢摓榘睢闭撸殹跋确培嵚暋?，“后遠佞人”; (佞ning花言巧語的小人) 而“成湯之德”，則“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后“用人惟已”。王安石著文向不循舊習，正面論述多以引證古代圣賢，既醒人耳目，又是作者慣用之法。歷史上王安石與神宗間多有君臣之論，每每稱先哲圣賢，而不言近世者?；蜓浴胺ㄏ韧踔? 或以擇術“當法堯舜”; 或辯“四兇而誅”，五賢而旌; 或論“變風俗，立法度”，分清“經術、世務”，以明“方今之所急” (均引自 《宋史·王安石傳》)。作者言必稱堯舜，其“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 (同上)。王安石認為安邦定國也好，修養品德也好，第一要緊的便是“放鄭聲”、“不邇聲色”?？鬃又撆c仲虺之稱分別見于《論語·衛靈公》 以及《尚書·仲虺之誥》。后世亦以“鄭衛之聲”為“亂世之音也”(《禮·樂記》)。作者運筆很細膩，連用了兩個“先……而后”的句式作反復強調，感情色彩很濃。“殖貨利”和“遠佞人”固然重要，理應在“放鄭聲”之后，這實際在論述節制“耳目之欲”的目的。而目的中已涉及安邦、修行的方法。引證由古代經典而來，使行文論述有力生動，結構也顯得精巧。以下以緊密相連的排比句式，逐個闡發這種“先……而后”的實施方法與作用。剖析事理，有條不紊，語句環環相扣，層層遞進。而文意亦從物到人，由“聲色玩好”，到用志、見理、知人，以至先后、遠近得分; 風俗、法度成行。

作者有鑒于歷史的教訓，仍以“鄭聲淫，佞人殆”為發端，指出了“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于耳目之欲”的貽害無窮。王安石由句式的遞進和措詞的尾綴中，從反面論證凡為人君者不能“自戒”的必然結果。“若夫”雖作句首的發語辭，卻以假設敲起警鐘，語勢直貫而下，連連跌宕，而文字簡明精辟，醒目驚心。放縱“耳目之欲”者，則其“邪說诐行，必窺間乘殆而作”，(诐bi行：不正當行為。)以“至于危亂”。此處論證一一對應于上文的正面闡述。無論“用志”、“見理”、“知人”，或“能精”、“能明”、“能知”，或截然相反。對“聲色玩好之物”能否“自戒”，恰是導致“法度”、“風俗”的或行或成，“邪說诐行”的“至于危亂”之分水嶺。作者以反詰句揭示這一段文意。與上文的陳述肯定句式形成強烈的對照。一個是“其易也”，一個是“豈難哉”，斷者斬釘截鐵，問者振聾發聵。二層文意一正一反，而語辭鮮明、深沉，足見王安石的滿腔忠忱，亦足以引起新君神宗的深思。作者的文思過人處，尤在于以駢散相間的文字，使論證層遞井然有序，而聯綴緊密，環環相扣，正顯示了王安石布局謀篇，遣詞造句“篇無余語，語無余字”的工力。

作者提醒神宗對“耳目之欲”的節制與放縱早作警惕，語辭滿含勸戒之意。三、四兩節又徑直從皇帝正值青春韶華之際，“享天下之大奉”入筆，自然“惑移耳目者”多，這便是王安石“所豫慮”之一。其二，以神宗身居天闕之位，應不負眾望，“自愛以成德”，“自強以赴功”，以期“不失圣人之名”，有為于天下。行文繼“耳目之欲”為戒，巧妙地轉入直接對神宗的啟發和勉勵。正所謂防微而杜漸，析理于隱患與忽略之處。語意亦承接上文，而文勢卻又作跌宕，獨辟蹊徑，作者先稱神宗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于外”，語氣委婉，使趙頊易于接受。同時又引述孔圣人的話：“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作比照，論證“臣之所豫慮”，“君之所深戒”的“宜在于此”。文字嚴密周詳，語出有據，可證作者的匠心。奏疏的進戒之意，重點在辯析“耳目之欲”。三、四節行文近于當面的“入對”垂詢。文字親切、誠摯、深沉，既有近臣“職當先”的職責，更有鮮明的針對性，而作者的期待殷切，拳拳忠忱已溢于言表。

可以想見，雖然神宗求賢若渴，詔“群臣進戒”，但在眾多的奏疏中定不乏無關痛癢的例行公文。且新君登基，百廢待興，千頭萬緒之中獨有王安石的這篇《進戒疏》引用古代圣人賢君的事例，指出不近聲色不貪財物的重要意義，提請正值年輕，處于高位的皇帝警惕。論古證今，鞭辟入里。將安邦定國、社稷大業與君王的“耳目之欲”，自重自強緊密聯系在一起，使一片懇切深沉、語出見心的奏疏文字，透析出發人深省的新意。王安石在奉召“越次入對”之前曾有《被召作》一首，詩中：“榮祿嗟何及，明恩慚未酬”二句或已有此篇奏疏的初衷。而作于同年的《宰嚭》詩云：“但愿君王誅宰嚭，不愁宮里有西施”，更以宰嚭、西施指稱佞人與鄭聲，筆鋒所指恰是《進戒疏》里的隱寓處。而后者的不便明說，或正是奏疏文體的規范所限。至于王安石在運筆時已使勁氣直前的文風變得和緩和收斂，這大概既是本文的“短處”，又顯示出作者文思多變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