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韓愈《答劉正夫書》原文|注釋|賞析

韓愈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箋，教以所不及，既荷辱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于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于后輩，茍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后輩之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

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圣賢人。”曰：“古圣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

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睹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于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后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于文，豈異于是乎?今后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圣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于此，不自于循常之徒也。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于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

愈于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游于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如何?愈白。

我國古代的書信體散文藝術源遠流長：上迄三代，下逮明、清;前承后繼，蔚為大觀。特別是在唐宋時期，作者輩出，名篇如林，不僅內容繁富，且技巧嫻熟，風格多樣，堪稱鼎盛。內中一些有關文藝學習、創作、鑒賞的“文藝書簡”立論奇特，構思新穎，發語精辟，文采斐然，尤為世人矚目。韓愈的《答劉正夫書》便是其中之一。

在這封寫給友人的信里，韓愈結合文壇實際和自己的創作經驗，“雜征古今，以論時事”，辯證地論述了古典散文創作繼承與創新的關系，明確提出了對前人文化遺產“師其意不師其辭”和“能自樹立，不因循”的主張。這本是一篇以書信形式出現的文學理論文章，但是作者不囿于議論文以明理為要的拘攣，而借助抒情、敘述、比喻等高度技巧的運用，形成文章藝術上的美感，增強了文學表達效果，全信不足五百字，短小精悍，言近旨遠，雖“正譬雜沓，各無數語”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韓文公文鈔》卷九)，但內容充實，“筆力天縱” (同上)，讀來有文短氣長，尺幅千里之感。

韓愈在信中提出的主張作為唐代古文運動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當時及后世的散文創作有積極影響，且信本身，也以其鮮明的藝術特色、精到的藝術表現手法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受到后人推重，成為中唐后歷久不衰，膾炙人口的優秀藝術散文名篇。

信的開頭，作者感情真摯，直敞心扉：“既荷辱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這雖是友人書信往來中常見的客套寒暄，但在這里，卻寓意頗豐。韓愈一向以獎掖后進為己任，據史料記載，他常常是“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舊唐書》)，“成就后進士，往往知名，經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新唐書》)。對那些“甚有文章，兼能附己，順我之欲”，有志學習“古文”者，他更是“汲汲孜孜”，“引拔之矣”; 即使“或力不足”，也要“分食以食之”，“無不至矣” (均見李翱《答韓侍郎書》)。但他這種勇為后學之師的作法，卻受到外界輿論，特別是士大夫階層的猜忌和謗議。這一點，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作了生動的描述：“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俗流，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以為言名。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

在這種情況下，劉正夫來信問師，且極其“誠然”，怎能不引發韓愈深深的感觸呢? 這感觸，有對“師道不傳久矣”(《師說》) 的慨嘆，有“不顧俗流”，“抗顏而為師”的決心，也有因后學者劉正夫有志于“古文”而生出的一種欣慰。一唱三嘆，余韻悠然，內中傾注了韓愈極其深厚的感情。接著，信自然地引入后進與先進的關系：“茍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從字面上看，是說明獎掖后輩乃平常之事，也表明了韓愈把幫助后學作為義不容辭的責任的決心; 實際上，韓愈因排斥佛老，提倡古文，收召后進作助手，深為統治階層不滿，為了免被加以“植黨營私”的罪名而招致意外的災禍，他不得不用這種話來辯白。用心何其良苦! 一“獨”字，寫得驚魂蕩魄，看似信筆拈來，實則千錘百煉，精心設置。飽含強烈而深沉的感情，細膩地反映出作者豐富的內心世界。那種獨擅師名，不為當時社會所容的孤獨寂寞之感，自肺腑中自然真切地流露出來，讀罷引人遐思，回味無窮。這里，作者沒有正面表現現實社會中師道不尊的矛盾，也沒有述說自己的境遇不佳;但信中蘊含著的思想、感情，以及“名之所存，謗之所歸”的感慨，透視出他對這些問題的深刻思索和真實感受。這一段文字，直抒胸臆，情深意長。語法上的巧妙安排，造成結構緊湊，層層遞進的效果;感情一氣呵出，有高屋建瓴，一瀉千里之勢。特別是其中融進了作者的切身感受，使友人、作者、讀者心息相通，引起思想、感情上的共鳴，產生了強烈的藝術效果。

“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情真意切，動人心弦：雖然自己不斷招致“群聚而笑”(《師說》)，但是，為了獎掖后學，只要有肯于問道求師的，便在所不辭，毀而不怨。“不敢不”，把韓愈那種敢犯笑侮，勇為人師的頑強戰斗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這一句，是韓愈的自明心跡。在文章結構上，則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引出本文的中心論題。

下面，就劉正夫來信所言，韓愈先談了自己對古代文化傳統遵循的原則。他認為，師法古人，不在其言辭行跡，而要注重它們的“意”，即寫文章時體現出來的規律和精神。這是和他“唯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詞必己出”(《樊紹述墓志銘》)的主張一致的。然后，進一步論述文章的宜難宜易。這里的“難”，指追求藝術上精工雕飾;“易”則是追求用字用意淺近易解，樸拙直率。韓愈認為，作文章不存在難與易的區別，“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而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而不當難”(李翱《答朱載言書》)，只是要做到“是”，即形式恰當地表達內容，做到恰到好處，“文從字順各識職”(《樊紹述墓志銘》)，而“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在這段議論里，韓愈巧妙地避開了呆板枯澀的敘述，獨出機杼，采用設問自答的方法，以簡潔流暢的語句，條理清晰地表達了內容豐富，頗具哲理的論點。三問三答，環環銜接，曲盡其妙;也加強了議論中的感情色彩。

在此基礎上，韓愈順理成章地提出了自己“尚奇”的主張。這一段，廣征博喻，平中見奇，寫得波瀾壯闊，氣勢磅礴。形象、生動的比喻接踵而來，令人目不暇接。作者先以人們對“百物”之中，“朝夕所見者”“皆不注視”，和對“異者”“共觀而言之”的生活常識，分別比喻只知模仿、抄襲的文章和“能自樹立，不因循”的文章，來說明為文只有“異”于“常”者，方能引人“共觀”，用人們對自然界事物的感受論證自己的觀點;接著，又以“漢朝人莫不能為文”和“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相對照，用歷史事實為依據來論證;最后指出“若與世皆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后世之傳”，從文學作品評價標準的角度加以論證。至此，文章巧譬曲說，層層轉折，已呈波瀾迭起之狀，給讀者留下了較為深刻的印象; 但作者言猶未盡，文思逆轉，任筆馳騁，先是由遠而近，把視野由自然界而轉入家庭，“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之”，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用更具體、更生動的比喻，做進一步的論證;然后由近而遠，由“漢朝人”推而廣之，“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于今者，必其能也”，用“有文字來”的歷史事實為據。這樣，不僅論證雄辯有力，不容置疑，而且使文章洋溢出一種浩大的氣勢，“如長江秋清，千里一道，沖飆激浪，瀚流不滯” (皇甫提《諭業》)，增加了濃郁的情感色彩。

宋人洪邁曾評，“韓、蘇兩公為文，用譬喻處重復聯貫，至有七、八轉者”(《容齋三筆》卷六)，黃震也稱贊他“雜喻形意，亦曲盡其妙”(《黃氏日鈔》卷五十九)，前人評說確乎不謬，韓文特點之一便是善用比喻。在這段議論中，他得心應手地拈取身邊常事作比，深入淺出地說明了自己的觀點，所用的幾個比喻，前后呼應，不僅使文氣貫通，而且使本來空泛的理論變得形象、具體，增加了說服力; 而論點則在形象生動的比喻中得到酣暢淋漓的闡發，使讀者在享受文章美感的同時，加深了對它的理解。

最后一段，與開頭照應，使文章渾然一體。“足下以為如何”一句，語重心長，極富感情。劉正夫是韓愈同朝為官時的好友劉伯芻之子，新舉進士; 寫此信時韓愈已是頗負盛名的國子博士。但他絲毫沒有當時名人對一般學者的傲慢，也沒有以長輩自居，更沒有一點“師道尊嚴”的意味，而是同志式、朋友式的與劉正夫探討問題，虛心征求他的意見。表現了平易近人、循循善誘，獎掖后學的精神。

中國古典散文不以塑造典型形象為目的，特別是在書信往來中，這個特點更為突出。但當我們仔細閱讀《答劉正夫書》時，便會從字里行間浸透著的真情中，實實在在地感受到： 一個謙遜和藹、誨人不倦的學林長者形象，栩栩如生地浮現在面前，如聞如見，親切感人。這封信的語言簡潔明快，如行云流水，對偶、排比、三字句、四字句參差其間，使句式錯落交織，語調鏗鏘，讀來瑯瑯上口。遣詞造句平易簡約，生動形象，不引經據典，雅俗共賞，既加強了議論的說服力，又豐富了文章的感情色彩，其“夫、邪、之”等虛詞多處運用，貫穿全文，聯結呼應，成功地再現了情感起伏抑揚的全過程，同時也增強了文章音韻的和諧美。特別是恰到好處地創造、改造和使用一些成語，如“何所不往”，“名之所存、謗之所歸”、“如是而已”、“與世沉浮”等，不僅把文意表達得準確、生動、簡練，而且增加了文章的氣勢。這些成語流傳至今，成為人們口頭或書而中的常用語。

韓愈“能自樹立，不因循”的主張，與中國古代文學審美理論中以新奇為美的觀點一脈相承，這個主張，對開創散文創作新局面、對以后的文章寫作，都產生過積極而重要的影響。雖然因為韓愈創作思想上的矛盾和創作實踐中的偏頗，這一主張在后代沒能得以發揮;但它在中國古典散文發展過程中的功績卻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