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口葉氏里程碑承上啟下史揚名

清道光年間，漢口竹枝詞在中華竹枝詞界一舉揚名，躋身中華四大竹枝詞之列，其高牙大纛者即《漢口竹枝詞》作者葉調元。

“人過留名，雁過留聲。”說的是物體只要有運動軌跡，便一定會留下痕跡，哪怕稍縱即逝的幾聲鳴叫，也會留下蛛絲馬跡，何況文學、著作、思想和情感。清代文人葉調元在這一點上，既遵從了這一規律，也違背了這一規律！

我們把鏡頭拉向浙江余姚。余姚葉姓源遠流長，根深葉茂，相傳葉姓出自姬姓，為上古黃帝的后裔。東周時，楚昭王封沈尹戌的兒子沈諸梁于葉（今河南葉縣）任葉尹，因以為氏。據余姚市公安局2012年6月統計，全市戶籍人口中有葉姓12352人，居各姓人口第17位。全市帶葉字的地名有近20個，直接冠名“葉家”的自然村有4個，社區則有馬渚鎮下葉社區。

余姚葉姓大部分是南宋大臣葉夢得的后裔。南宋建炎年間，葉夢得遷居湖州弁山。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其孫葉簣又自湖州徙居余姚縣印斗山（今余姚市陽明街道熨斗山）。越二世，再分遷縣內其他地方，各自建祠立譜。分支祖之一葉文遠，遷居縣城東門，至十一世孫葉伯興，自縣城東門再遷通德鄉西旺埭村（今屬余姚市梨洲街道），稱姚江葉氏。今存清宣統三年（1911年）三修本《葉氏再續譜》全八冊，藏上海圖書館。

分支祖之二葉文進，遷雙雁鄉葉家埭（今屬余姚市梨洲街道），稱雙雁葉氏，堂號“世德堂”。今存民國十七年（1928年）二修本《余姚雙雁葉氏宗譜》全兩冊，藏國家圖書館。葉文進十二世孫葉永初復遷豐山，葉永初之孫葉淵鎧再遷邵家渡，亦號“世德堂”。今存民國十五年（1926年）二修本《葉氏宗譜》全三冊，藏上海圖書館。

分支祖之三葉文達，元代遷梅川鄉三山（今慈溪市滸山），稱梅川葉氏，至明洪武年間，因朝廷命湯和建三山所城，葉文達六世孫葉宅廣率族移居城外，堂號“永錫堂”。今存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四修本《余姚梅川葉氏宗譜》殘一冊，藏上海圖書館。

丈亭鎮一帶的葉姓則是葉夢得第五子葉櫓的后裔。相傳葉櫓自湖州弁山追帝輦經慈溪縣金川鄉求賢里（今屬余姚市丈亭鎮），因傷不能行，遂家于此。傳至五世孫葉寧盛，派分兩支，堂號“惇敘堂”。今存民國十八年（1929年）《葉氏家乘》殘二十八冊，藏上海圖書館。

丈亭鎮東邊的三七市鎮葉姓，稱石步葉氏。始遷祖葉世儒，字道傳，世居永嘉郡括蒼松陽縣，北宋慶歷年間授明州教授，后攝慈溪縣令，遂家于慈溪縣金川鄉石步村（今屬余姚市三七市鎮），堂號“天敘堂”。宗譜始修于南宋紹熙五年（1194年），今存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十三修本《慈溪石步葉氏宗譜》全二十二冊，藏余姚市文保所。南宋末，葉世儒九世孫葉彪，字龍文，再遷余姚馬渚，堂號“天秩堂”，葉彪兩子葉尹賢、葉尹真，分別為西河、云樓支祖。今存民國十二年（1923年）五修本《余姚馬渚葉氏宗譜》全八冊，藏上海圖書館。

梁弄鎮東溪村也分布著不少葉姓，稱四明葉氏。遷姚始祖葉儀，字開政，祖籍南陽，唐末自平陽縣遷居余姚縣四明鄉東溪，堂號“世德堂”。宗譜始修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今存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二修本、《四明葉氏家譜》全二冊，藏東溪村民間。另有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三修本殘一冊，藏泗門鎮看云樓。

在原屬余姚的周巷一帶還有一支虹橋葉氏，始遷祖葉奭之，字本明，世居福建邵武。南宋時，其父葉廣宦居明州奉化縣剡源鄉，后葉奭之因入贅余姚縣孝義鄉虹橋周氏，遂安家虹橋（今屬慈溪市周巷鎮），堂號“惇裕堂”。宗譜始修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今存民國五年（1916年）《余姚虹橋葉氏宗譜》全八冊，藏余姚市文保所。

《余姚馬渚葉氏宗譜》載，馬渚鎮渚山村清代前后遷居漢口有十六支家族。至今該村300余口人員，百分之八十左右皆為葉姓。余姚現存幾套葉氏族譜中，尚無葉調元的記載，但據當時背景推測，葉調元系施襄摯友，馬渚葉氏居住地與施襄家居地相毗鄰，且清代中葉馬渚葉氏遷居漢口者眾多，從友人交往中似可窺見葉調元的身影。

浙江省寧波市余姚市馬渚鎮地處余姚西部，是歷史悠久的江南古鎮，秦王南巡，屯兵渚山，飲馬于潭，故得名馬渚。渚山村地處馬渚鎮，緊挨龍舌里村、喻家畈村，天藍水清，空氣清新，風景秀麗，人勤物豐。浙東運河從渚山村旁邊流過，至今古橋、閘口存留。

葉調元，又名苕園，字鼎三。生年大約在嘉慶四年（1799年）前后。他曾在科舉場上得中秀才，據考再無進取，以致后來“絕意仕途，浪跡他鄉，寄情吟詠”。

葉調元曾經在7歲和16歲寓居漢口，按史料估定的時間，是清嘉慶十一年（1806年）至嘉慶二十年（1815年）；到了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時隔24年，葉氏再次來到漢口：“隔二十余年，風氣迥非昔比。暇日即所見聞，托諸嬉笑怒罵，以志丁鶴歸來、城是人非之感。逮今十載，積而成帙。”“帙”是書卷，葉調元在這篇文章里說：“自己‘積十年之力，積累寫成了一卷書’。”這書就是葉氏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刻印的，至今為武漢市民所珍愛的《漢口竹枝詞》。

《漢口竹枝詞》是本怎樣的書呢？《漢口竹枝詞校注》作者、武漢文史館終身館員徐明庭老先生評價說：“就我們曾經寓目的歷代流傳下來的漢口竹枝詞而言，在葉氏以前，從來沒有一個人像他這樣用292首詩歌，對漢口進行全方位多側面多層次的掃描。”

中國歷史上第一張照片，是1844年法國人于勒·埃及爾來中國時拍攝的清廷重臣耆英，耆英也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賣國賊。據說，當時于勒提出要為朝廷大員拍照時，沒人敢嘗試，耆英跟洋人打交道多，便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照片“模特兒”。1844年為清道光二十四年，當年的中國人看到照相機害怕是必然的。那年，中國正面臨最重的內外危機。在內，清王朝經“康乾盛世”后已經走下坡，史稱“嘉道中衰”；在外，西方列強勢力東侵，鴉片荼毒國民。此前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滿清朝廷剛剛被英軍打敗，產生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封閉的國門被西方強權擠開了一道縫，西方的信息傳播手段還未滲入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人們因信息封閉而意識遲鈍，特別是在民間，有意識地記錄民風輿情的人十分稀有。正是在這個時候，葉調元游走于漢皋的碼頭、河堤、湖淌、臺墩和街巷，奮筆寫下了大量的漢口竹枝詞，并在隨后的六年間一直堅持了下去。

道光三十年（1850年），在葉調元的漢口竹枝詞卷本刻印之前，“武漢三鎮已經是‘借抄日眾’，原稿寄到北京后，也有人抄錄。從清末到抗戰初期，武漢三鎮不斷有人傳抄葉氏的這本詩集。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從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葉氏的這本書幾近銷聲匿跡。”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后，《漢口竹枝詞》重出江湖，再度受到文史專家、學者、詩人及普通武漢市民的歡迎和追捧。至今有大量志史依據它訂正史實，依據漢口竹枝詞記載的老漢口風情引申的，對“近代漢口的居住形態”“近代女性日常生活變遷”“竹枝詞視野下的清末民初武漢社會風尚”的研究，對“清嘉道年間漢口商人文化生態考釋”等學術研究層出不窮。

《漢口竹枝詞》究竟是如何挑動了漢口人的神經？如何撩撥了漢口人那片悠遠而惆悵的鄉情？我們不妨選擇其中幾首看看。

漢正街是漢口最古老的街道之一，有500多年歷史，早在明朝萬歷年間，這里就已形成市鎮。清嘉慶道光年間，漢正街人生活的常態是怎樣的呢？

下路人家屋緊排，生人到此向難猜。

但隨水桶空挑者，直到河邊是正街。

葉注：下路人煙稠密，巷道繁多，四面皆屋，容易迷途。但隨空水擔走，便得正街。

葉調元說，當年的漢正街叫正街，下街一端就已經是緊挨著的一排排的房子，外地人走進這里的巷道，縱橫交錯容易迷路，但是隨著挑水的人身后，就可走到漢水河邊的正街。漢正街當年亦稱官街，辛亥革命后，這條街曾經分段命名為玉帶門正街、楊家河正街、五圣廟正街、石碼頭正街、永寧巷正街、沈家廟正街等。1919年，夏口縣改為漢口市后，這些街道始統稱為漢正街。

當年，老漢口人吃水要去漢水里挑，有專門以挑水為生的。到了1909年，漢口既濟水電股份有限公司造了水塔和宗關水廠，雖然他們不用再去挑水，但自來水管并非到了每家每戶。在漢正街上，每隔幾條巷子就有個自來水管遷到巷子口，有專人把守賣水，也有人將衣服蔬菜等拿到水管旁去洗的，洗多少，交多少錢。水管子上裝個木箱，到晚上，上鎖鎖起來。葉調元的詩足以引起老漢口人的親水思緒。

夾街零剪鋪相連，竊貨衣工夜賣錢。

暗地招牌兩心照，紙方燈掛店門邊。

葉注：夜行夾街，凡巷內一桌一燈，或一人觀望，或二人私語，及門邊掛紙燈者皆干此事。

現在人穿衣，喜歡什么樣式買就是了，還看是不是名牌。過去可沒這么便利，想穿衣服先去布店買布，再找裁縫量身定做，于是就有了私自截留別人布料的“竊貨衣工”。到晚上，他們便在大夾街、小夾街的巷子里，擺張桌子偷偷賣錢，漢口人把這事此稱之為“落丟頭”。20世紀60—70年代，漢口人穿衣服還是去裁縫店做。住在普愛醫院附近的人，到淮鹽巷口的生計布店買布料時，既要錢，也要布票。衣服做得好點的，是武圣路長堤街口的金龍服裝店，樣式一般就兩種：胸前有四個帶蓋荷包的解放服；立領、右胸一個小荷包、下邊左右兩個帶蓋荷包的學生裝。到裁縫師傅那取衣服時，我們一般從未拿過余料。看來，這“落丟頭”傳統了一百多年。

既拜了年，禮節到了，又不打擾，現在的人若想如此有的是辦法，電話、短信、微信，而且現在微信還提供喜慶視頻和成套的吉祥用語。清代的漢口人沒微信，這年怎么拜的？

泛友浮交講應酬，淡紅名片教人丟。

不然壓在泥條下，也算登門磕了頭。

葉注：紅紙包泥塊置於巷口，客至視其堂名，押名片而去，或子門縫授帖。

漢口人聰明，想出個兩全其美的法子。有人在巷子口用紅紙包泥巴，在紅紙上寫上堂名（堂名，舊時廳堂名稱，過去各姓以致同姓不同宗的各家，都有自己的堂名；觀其堂名，則知道為某姓某家），讓拜年的人將名片壓在其下，屆時收取，便知有誰來拜過年了。這個拜年方式到新中國成立后幾近消失，特別文革前后，拜年已成四舊，這種拜年習俗便銷聲匿跡了。

武漢市民讀了葉氏的竹枝詞，仿佛進入了老漢口的時空隧道，游走于舊時的深街里巷，窺探市廛間的富足與貧弱、歡欣與哀怨，呼吸著前輩們的生活氣息，惆悵而親切。現在，很多詩詞和文學愛好者也亦步亦趨，學著當年的葉氏，記錄身邊的點點滴滴，互相交流、傳詠，并集結出版。葉調元已在漢口的文化領域乃至其他方面，產生了很大影響。160多年過去，“葉調元”在漢口喧囂的塵世間不脛而走，已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名人。但在他的故鄉，浙江的紹興、余姚，葉調元的境遇卻呈現另一種極端的狀態。

2015年11月和2016年3月，武漢市文化遺產協會竹枝詞學會，在沙月會長帶領下，兩次赴浙江寧波、紹興、余姚等地，進行“尋訪葉調元遺跡”的專題考察，以求通過尋訪，確定葉氏故里，考查其從浙江至湖北漢口的行走路徑、人生軌跡及寫作成因。令人意外的是，無論是在葉氏的出生地余姚，還是其府邸紹興以及寧波，都沒發現任何與葉氏有關的記載。在余姚考察期間，考察組受到余姚市歷史文化名城研究會會員朱炯先生的接待。朱先生祖上為余姚大戶，他多年研究當地城市文史，并出有專著，但他沒有聽說葉調元以及葉氏當年在武漢的這段經歷及其著作。

在紹興，考察組涉獵了諸多近年出版的文化類叢書，其中《越文化叢書——越中竹枝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紹興文化雜識》（中華書局出版社2001）、《紹興文化叢書——紹興名士》（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等著作沒提到和收錄葉氏的名字及作品。2012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姚江譜牒總目提要》，書中收入余姚95個姓氏，葉氏排第八位，但在其“本支名人”一欄中，也沒有提到葉調元。考察組還走訪了余姚市博物館和余姚名人館，也未發現與葉調元有關的記載。

朱炯先生給予這次考察活動提供了大力支持，他提供的一份余姚當地志史記載的葉氏宗譜遷徙圖表，倒是詳細記載了從清代到民國時期，葉氏宗族各支有大量人員去往了漢口。這其中雖然沒有出現葉調元的名字，但考察組仿佛看到了他置身其間的身影。

2016年3月12日，朱炯先生帶領考察組去往葉氏最有可能生活過的鄉村考察。這處鄉村地處古老的浙東運河（京杭大運河延伸段）畔，屬于余姚市馬渚鎮管轄，距離余姚城5公里左右，居住有三百多戶村民。沿著堤岸的緩坡往上走，村道兩旁分別掛有港山村山腳下某某號、西橫河山腳下路某號、渚山村西橫河山腳某某號、渚山村西橫河下河某某號等門牌號碼。村民葉枝傳說：“這個村子里葉氏是最早的居住者，現在姓葉的村民有80%左右，葉氏祠堂就在這個地方。”

朱炯先生介紹說：“余姚最牛的就是東（城）門葉（氏），出了很多名人，東門葉與朱氏關聯很深。東門這條運河就像現在的高鐵和高速公路，會誘發他們走出去的沖動，他們這些人走出去，往東到余姚，往西到杭州。地理位置表明，這里過去是個很繁華的河道碼頭。”

現在，“京杭大運河”已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寧波市人民政府豎立的中英文遺產區界樁，安靜地矗立在河畔。陽光映照之下，運河水波瀾不興，寂靜而內斂，岸邊一派清平景象。在清朝嘉道年間，這里的土壤是如何孕育了葉氏家族，這河水又是怎樣誘導葉氏去往漢口？

我們再把鏡頭拉回大武漢。

在漢口沿江大道洞庭小路口有幢大樓，后面還有個倉庫，武漢人習慣稱之為“三北大樓”和“三北倉庫”。此外，江邊還有個占地5000平方米的碼頭，新中國成立后曾為長江航道局漢口航道站打撈專用碼頭，大家也叫它“三北碼頭”，“三北碼頭”現已隨漢口江灘改造后而遷移。在洞庭街現今還能看到“三北居委會”的牌子。

“三北”的字義，本是慈北、姚北、鎮北。慈是慈溪，姚是余姚，鎮是鎮海，是浙江省杭州灣南岸、東海之濱的三個縣。在清代，慈溪、鎮海屬寧波府，余姚屬紹興府。這寧、紹二府的商人長袖善舞，店鋪遍及全國城鎮。就是在上海，寧、紹二幫也始終執商界之牛耳。新中國成立前，在漢口經營航運業務的三北輪船公司的創始人虞洽卿就是寧紹幫的杰出代表人物。

漢口的“三北系列”出現于1860年漢口開埠、租界出現之后，但在此之前，葉調元所處的清嘉道年間，寧紹幫商人，就已經在漢口經營盤纏，其勢力在“本鄉人少異鄉多”，“九分商賈一分民”的漢口鎮處于強勢地位。

早期漢口商幫中貿易額最大者，當屬寧波、廣東等地客商。其中尤以寧紹商幫為最。此等商人往往卸賣貨物后，便購貨以歸。凡漢口特有之物，無不買入，或更運往他處銷售。寧紹幫在漢口主要經營水產業、銀樓業、雜糧行、洋油行、五金行、銀行等，后來湖北主要商埠的洋行買辦也大多由寧波人充任。

葉調元在《漢口竹枝詞》寫到會館的有幾首，但他推崇備至的只有兩處：

一鎮商人各省通，各幫會館競豪雄。

石梁透白陽明院，瓷瓦描青萬壽宮。

作者自注云：“陽明書院即紹興會館，梁柱均用白石，方大數抱，瑩膩如玉，誠巨制也。江西萬壽宮，瓦用淡描瓷器，雅潔無塵，一新耳目。漢口會館如林，之二者，如登泰山絕頂，‘一覽眾山小’矣。”

紹興會館用材考究、大氣磅礴，是寧紹商幫實力的象征，商人要顯擺，是要用錢說話的，所以葉調元說紹興會館“一覽眾山小”，不僅是家鄉情結作祟，還有對寧紹商幫雄厚實力的有感而發。

在余姚歷史上，“三白三毛”是古代農業經濟中產品格局的簡稱。“三白”為稻米、棉花、海鹽，“三毛”為毛竹、毛筍、毛茶。從唐代始，余姚的鹽場便遠近聞名，其海鹽顆粒細、色澤白，質量上乘。南宋時期，余姚鹽場的年平均產量達到64367石，一直到清代光緒年間，海鹽依然是余姚的重要物產。

九省通衢的漢口，晚明和清初就已鹽務甲天下，成為長江中上游淮鹽集散地，淮鹽的產地在江蘇北部沿海地區，但因為寧紹地區的余姚等地也產鹽，這里的商人在漢口經營、販運鹽務的也不少。葉調元少年時隨父到漢口治病9年，曾寓居漢正街，在漢口鄉人貢生范鍇家中治病。道光十九年（1839年），葉氏重來漢口，再次投奔的還是范鍇，居住在打扣巷。此時，范鍇已經是漢口的大鹽商。“知識分子”出生的范鍇筆耕不輟，早就寫下了紀錄清代中晚期記錄漢口鎮風土民情的地方史著作《漢口叢談》，在寧紹鄉親之間很有名氣。而葉調元熟讀《漢口叢談》，“拍碎叢談作韻語”，著了傳世之作《漢口竹枝詞》。

清代，淮鹽運銷的征稅機構“督銷淮陽局”便建在現在江漢橋漢口引橋處，武勝路一側的淮鹽巷，漢口販賣淮鹽的商人也多集中在這里居住和從事交易。葉調元居住的范鍇的房子位于集家嘴附近的打扣巷，與淮鹽巷相隔約二三公里路，他們順著漢正街往硚口方向走，直接就到了那里。而與漢正街平行的小河里，便停靠了不少的鹽船。葉調元跟著范氏閑適的腳步，游玩于漢口鹽商“朋友圈”，見識著富豪、貧民各色人等的生活，時有驚愕唏噓之態，他記錄鹽商生活的作品呈現出一種復雜的情感。

一包鹽賺幾厘錢，積少成多累萬千。

若是客幫無倒賬，鹽行生意是神仙。

做販鹽生意的，只要外地鹽販子不賴賬，鹽行老板賺錢像神仙一樣快活。

但是，錢賺得容易就一定是好事嗎？也不見得。

米珠薪桂價云何，游手終年快活過。

寒士染成紈袴習，鹽旗桑梓誤人多。

作者自注：鹽商后裔，各旗醵金以養，名曰“周恤桑梓”，其旁出者，有“道條”“月包”“干子”諸名色，誠義舉也。然少年子弟，因恃此而自誤者，正復不少。

這些鹽商弟子成富二代后，衣食無憂，不思進取，終致難以成人。鹽商對他們的溺愛，實屬誤人子弟。

鹽商們賺得腦滿腸肥，那些販夫卻依然貧窮，他們為生活所迫，時常做出偷盜之事。一位販鹽婦女偷鹽的技巧，被葉氏看得真真切切。

販鹽婦女捷無雙，五六包鹽力可降。

懷挾滿身腰部瘦，桅桿夾上幾回撞。

作者自注：包重八斤半，捷者能帶五六包。藏匿時以腹撞桅，使之扁窄，丑狀可想。

這些鹽每包有八斤半重，力氣大的鹽婦一次可以帶五六包。她們將鹽包纏在腹部，在桅桿上使勁撞，撞成扁窄狀，力圖不被發現。

截至目前，在清代描寫漢口風情較為詳細、全面，對后世產生較大影響力的民間文字記載中，范鍇的《漢口叢談》、葉調元的《漢口竹枝詞》處于突出地位。范葉兩人是同鄉，同時身處寧紹商幫“朋友圈”，兩人客居漢口期間也做了同樣的事。考察組在寧紹考察期間，帶著思考，對這一現象進行了采訪和探討。

清朝嘉道年間，葉調元隨父從浙東大運河（京杭大運河延伸段）畔的村莊出走漢口時，主要有兩條路徑：一條是從浙東運河乘船往西，到西興越過錢塘江從京杭大運河到達杭州，再擇路前往漢口；另一條是乘船從浙東運河往東，在余姚市曹墅橋進入姚江，再經姚江到達寧波，從寧波至上海經長江到達漢口。這條水路是寧紹幫商人到達漢口的主要通道。

寧波人從古代便有走出家門的傳統，這與寧波的地理位置及商業傳統有關。在上海港未興、杭州因錢江大潮不能成港時，寧波的避風港是中國海岸線上唯一的兼具南北海運和河海運輸相銜接的中轉結點。南線與北線的沙船，成為寧波幫先人大范圍調配物源的手段。

人多地少的現實使寧波人從宋代起就形成了商業傳統，“以商補農”在宋朝時就被高度關注。宋嘉定六年（1213年），尚書省專門為寧波商人頒發文件，要求各地關隘蠲免寧波商人的稅收。耕田基本不變，而人口在清乾隆以后急劇膨脹，寧波人必須利用境外的資源才能保障生存發展，海運與商業傳統的優勢，使寧紹一帶的人走向杭州灣彼岸的上海，進而溯江而上，去往漢口等地，寧紹幫的商業移民就此延續了下來。

不管葉調元當年是西出杭州還是東出寧波去往了漢口，其行動受商業潮流裹挾、驅使的成分是很大的，只不過他后來在漢口沒發生明顯的商業活動（目前未發現這方面證據）或者成功的范例。葉調元雖然充當了一位歷史的觀察者、記錄者，但在他眾多竹枝詞作品里可以看到，寧紹幫政商合體的商業傳統和儒商風格，始終存在于他的意識里。

在葉調元的漢口竹枝詞里，有幾首詩分別描述了漢口的票號、銀號和錢莊。

錢莊是明代中葉以后出現的一種信用機構，是銀行的雛形。它起源于銀錢兌換，其后逐漸發展為辦理存放款項和匯兌。在各地，錢莊的名稱各不相同，有因為規模不同而出現其他稱謂，如銀號、錢店。

銀號聲名案口傳，朱提十萬簿頭懸。

個中利害誰能識，血本紋銀僅六千。

近日銀號兌換無多，專恃放票，店本六千至一萬不等。放票或至十余萬，利輕害重，非乾嘉時比矣。

錢店，是從事兌換業務的小錢莊，是錢莊的一個種類，但規模比錢莊小得多。清嘉道年間，幣制比較混亂，由于貨幣比值不同，錢店應運而生。有人在門口擺張桌子給人換錢，就成了錢店。現在去香港旅游，人民幣換港幣，在香港路邊小店里便可換到，此當為當年的錢店再現。當年漢口的錢店因本錢小，交易額小，風險也小。江西人在漢口經營錢店最為得法。

銀錢生意一毫爭，錢店尤居虱子名。

本小利輕偏穩當，江西老表是錢精。

錢店百有余家，唯江西人最得法。

清朝嘉道時期，在漢口開票號的分南北兩派，南派為紹興幫，北派為山西幫。當年，山西幫比紹興幫厲害，在漢口首屈一指，光緒二十年（1894年）前后，為票號經營的鼎盛時期。辛亥革命后，漢口的票號逐漸衰微，抗戰以后，僅存的幾家，大多遷往成都。抗戰勝利后，這些票號再未回漢設莊。漢口的這些票號均深藏巷內，葉氏寫道：

子金按月按時排，生意無如票號佳。

街上不居居巷內，門懸三字小金牌。

根據葉調元的描述，漢口錢莊業執牛耳著為山西人，其次江西人也精明能干、業績不凡。實際上，明清兩朝，寧紹幫、特別是紹興幫，早就是錢莊業中的領頭羊了。

從明至清，在金融活動活躍的上海，錢莊因投資者和經理的籍貫不同，形成錢莊中的地區性幫別，有紹興幫、寧波幫、蘇州（洞庭山）幫、松江幫、浙江南潯幫、鎮揚幫、安徽幫及本幫（上海幫）等九個幫別，其中紹興和寧波幫勢力最大，尤其是紹興幫，當北方票號盛行時，其力量能阻止北方票號勢力越過長江。當年，上海錢莊的鼻祖便是“浙江紹興人”，這與前面所說寧紹幫大規模移民上海，“開疆拓土”有關。

紹興錢莊于1949年全行業退出歷史。2016年3月，考察組在紹興市安昌鎮考察時，見到一座保存完好的錢莊博物館——穗康錢莊博物館。穗康錢莊創設于清道光年間，由鎮東北七里梅林村于氏投資經營，是安昌的百年商號。與葉調元描述的漢口錢莊“街上不居居巷內，門懸三字小金牌”一樣，穗康錢莊也是設在一處小巷內，不顯山不露水的。紹興安昌，素為越北紹（興）蕭（山）邊界的商貿金融中心，棉花集散地，蠶繭收購，資金周轉活躍，穗康錢莊因此應運而生。

從穗康錢莊博物館展示的資料來看，其經營之道秉承——克存信義：立業經營的基本原則，無限責任：適用傳統的信用保證，借雞生蛋：經營借貸的資金來源，信用放款：一諾千金的借貸方式，頭發吊絲元寶：薄利多收的經營要求，認票不認人：維護信用的公共行規等規矩。據博物館介紹，紹興錢莊創設于清乾隆年間，清末民初達到鼎盛。

據《杭州錢莊史》介紹：民國時期紹幫錢莊在杭州同業中的投資比例如下：

投資的幣制1917年和1931年均為銀元，1946年改為法幣。

穗康錢莊所秉承的行規，也是紹興錢莊業普遍遵循的規矩，如有逾越，則在行業中難以立足，這是紹興錢莊“百年做大”的主要原因。

除了講規矩，紹興錢莊業商人喜舞文弄墨、吟詠唱和，青睞儒商之風。穗康錢莊最后一任經理于信侯，生于1901年，歿于1975年，早年即入莊習業，后繼乃父于五瑞（1876—1975年）主掌錢莊事。于信侯博學多才，尤擅丹青，館內展示他多幅山水花鳥國畫及書法作品，其造詣之深，非常人所能及。

紹興商界的誠信之規、儒商之風給葉調元打下的烙印是十分強烈的，以至于在漢口生活期間，游走于商界巨賈之間，對于那些假冒偽劣之暗流常發鄙薄之感慨，如：

一般字號一般罎，價值稍低貨不堪。

買酒從今須子細，紹興大半是湖南。

葉注：近年江東亦造此酒。

紹興黃酒是名酒，于是就有人作假，把湖南產的酒冒充紹興酒，因此而被葉氏“輿論監督”。

賣煙不敢掛招牌，暗地機關刷滿街。

發賣鎮君丸戒引，戒煙人是吸煙來。

道光年間，漢口市面上禁止抽鴉片煙，但不良之徒“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看去廣告賣的是戒煙丸，實際賣的是鴉片煙，此事癮君子也心知肚明。

器用般般列市邊，胡同深處畫圖懸。

宋人山水明人字，索價千錢買（賣）百錢。

葉注：夜市賣畫多在巷內，虛名假款，索價甚高，實則一二折可買。

所謂的名人字畫全是“山寨”的，賣方漫天要價，買方就地還錢。買賣雙方都知道是假的，這生意卻照做。最終這假畫看是讓那個倒霉的遇上？

名園栽得好花枝，供奉財翁玩四時。

可惜主人都太俗，不能飲酒不能詩。

這首詞最能代表葉調元的心態。葉氏鄙視漢口財主及富人階層窮奢極欲，沉迷酒色花香，與他將家鄉風情與之相比，情緒被左右有關。葉氏雖常住漢口，但看待事物的眼光有時過于嚴苛，葉氏的這種情緒使他時常將自己置身事外，與周圍保持距離，以示區別，這也是小知識分子的通病。如在下一首“祭奠”詞中，葉氏斥責漢口人做喪事不嚴肅、敷衍了事、缺乏禮數，更是帶有不屑的口吻。

楚人作祭極平常，不及徽州禮貌莊。

高坐靈旁宣誄祝，只如平日讀文章。

葉注：祭有徽祭、本地祭之別。徽祭，正立垂手，恪于執事。本地祭，生員六人分坐靈旁，別無所事，惟輪流讀文而已。夫跛倚臨祭，猶為不敬，況于坐乎。

葉氏在這里說：漢口人給亡者做祭祀時很一般，完全不像徽州人那樣肅穆，講究禮儀。這家人高高地坐在靈位旁訓讀誄文祝禱，確實那么隨意，像平常朗讀文章一般。而徽州人呢，祭祀時靈堂里的人端正地站立著，兩手下垂，在整個儀式中恭敬謹慎，遵守古代禮儀。而漢口祭祀呢，六個讀書人分別坐于靈位前，并沒有背的儀式，只是輪流朗讀祭文而已。即使是站立著，也站得不端正，歪斜著，對著靈位祭祀。在徽州的祭祀中，那都是很不懂得敬畏的無禮之舉，是不允許的，更何況坐著呢！

在葉氏《漢口竹枝詞》的292首詞作中，有個奇特的現象，那就是有關漢口官方的詞作極少，而真正提到衙門工作情況的僅為如下一首。是因為他忌憚官府的威嚴？還是因為身邊商人與官府利益相擁、休戚與共、不能得罪所致？

兩司衙役百余人，大半空名小半真。

四百廿錢來掛號，上街便許嚇平民。

葉注：無賴之徒以四百廿錢掛名，充作差役，借以生事，俗呼其人為“四百二”。

漢口仁義巡檢司和禮智巡檢司有百多衙役，但正式的只有一小半，大半都是空有其名。有人花四百二十大錢買個名頭掛上號，便上街充做差人嚇唬平民，欺壓百姓。漢口人稱他們為“四百二”。

紹興錢莊業有一個很大特點，就是與當時官府有較密切的關系，形成這一特點的原因，有人分析與“紹興師爺”有關。在紹興，考察組詳細考察了位于安昌鎮的“紹興安昌師爺博物館”。這個博物館設在當地歷史上有名的婁心田師爺的故居里，保存了許多珍貴的紹興師爺史料及實物。

紹興師爺始于明末清初，全盛于清一代，活躍了兩三百年。他們不僅在官場上“佐官而治”，甚至“代官出治”，“操三寸管，臆揣官事”，而且深刻影響了社會各個方面。紹興師爺鼎盛時期，全國合計總數有數萬人之多，當時清代全國的1358個縣及其以上的官府機構遍布紹興師爺，歷史上曾有“無紹不成衙”之說。

紹興師爺的出現與明清鼎革之際清人不熟漢俗、不諳民情、不悉政務有關。

清人入關后因文化水平普遍低下，不得不依靠漢族文人，既要依靠漢人，又不授予重權，唯一的辦法就是倚重無職銜官品的胥吏或紹興師爺。這樣一來，既有漢族文人處理政務，又不至于太阿倒持，讓漢人掌握太多的權力。紹興師爺的大量出現，與清朝立國前后這種民族心理有關。

近年來，紹興文化、學術界對紹興師爺現象出版了大量專著，研究認為：“紹興人‘明銳而疏達’，左右逢源，善于與人和睦相處，適合棲身官府，充當紹興師爺。而‘人眾地狹’的人地矛盾，是紹興師爺離開家鄉走向全國的社會經濟原因，然而，如果沒有成熟于春秋戰國時期且內涵獨特的古越文化的培植和造就，就不可能產生紹興師爺現象，將無法解釋清代師爺群體被冠名為‘紹興師爺’的根本原因。”

紹興師爺分為刑名師爺、錢谷師爺，以及征比、掛號、賬房師爺等類別，其中，錢谷師爺是專門幫助官員處理財政稅收事物的幕友，民間銀錢借貸、田畝買賣、兄弟爭產、商賈漏捐等案件都由錢谷師爺處理。錢谷師爺與社會經濟生活的緊密聯系，是紹興錢莊業與官府產生密切關系的橋梁，葉調元、范鍇等棲身漢口的寧紹幫人士或許因為“人眾地狹”而離鄉背井，但在他們移民他鄉的路徑中，“錢莊”、“師爺”這種政商融合的關系，顯然提供著幫助及支撐，范鍇生意做得瀟灑，以致筆走龍蛇，閑情逸致，使人看到范氏受其庇護的影子。而葉調元的眾多詩作也有古越文化乳汁的滋養。

這正是：

漢口余姚碧水牽，錢莊貨棧總相連。

叢談名滿江湖上，葉氏竹枝第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