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詞唱巴渝曲 欲探源頭問楚風
話說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疆域廣袤,那時,泱泱大楚,東臨大海,西抵巴蜀,南近兩廣,北及陜南。這么說吧,就是包括現在的湖北、湖南全部、重慶、河南、安徽、江蘇、江西部分地方。楚國八百年,有波瀾壯闊的歷史,奇矞瑰麗的物器,輝煌燦爛的文明,其中最具魅力的,莫過于楚文化這顆耀眼的明珠。
通過考古發掘和歷代學者的綜合研究都表明,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產生和發展的楚文化,同夏、商、周三代在黃河流域所孕育和傳播的中原文化,具有大體相近的悠久歷史,兩者互相滲透、匯合交融,共同創造了偉大祖國的古代文明,一起奠定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從而推動著我國歷史和人類文化的前進。昔日歸有光《五岳山人前集序》有云:“荊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傳,荀卿之論,屈子之騷,莊周之篇,皆楚人也。”《毛詩序》曰:“風者,諷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之”。孔圣刪詩,首言“國風”。而龍榆生先生之《中國韻文史》云:“《詩經》十五國風,獨不及楚,楚聲之不同于中夏,其故可思。”未免失之偏頗。其實,《詩經·國風》中所涉及地區,以北方的黃河流域為中心,向南擴展至江漢流域。包括今天的陜西、山西、河南、河北、湖北、安徽、山東等地,其詩歌內容生動地表現出了各個地域的風土人情,有鮮明的地域文化色彩,是“將文化按地域類分的先聲”。《詩經·周南·漢廣》,說的是漢水女神的故事,楚漢同源,風之所及。楚風乃《詩經·國風》之所及,學界已有定論。
關于“十五國風”,即古代十五個不同地區的樂歌,這些地區,可分為五大文學區域。
南部:以《周南》《召南》《陳風》為代表。二南,其地在南陽(今河南西南部、湖北北部)、南郡(今湖北江陵),二南之地后被楚國吞并,故有人稱之為《楚辭》之源。《二南》詩中,多表現女性勞動、戀愛、思夫等生活與情感,還有一些禮俗詩(賀新婚、祝多子等)。陳地在今河南淮陽、柘城和安徽亳縣一帶。《陳風》多半是關于戀愛婚姻的詩,《漢書·地理志》:“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擊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枌樹之下,有太姬歌舞遺風。”二南與陳地最近南楚,受楚地南方文化之浸染最明顯。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故二南之詩,感物興懷,引辭表旨,譬物連類,比興二體,厥制亦繁,構造虛詞,不標實跡,與二雅迥殊。至于哀窈窕而思賢才,詠漢廣而思游女,屈宋之作,于此起源。”作品注重物色刻畫,細致貼切;抒情真切,直率熾熱;繁弦促節,多回旋往復之調。
西部:以《秦風》《豳風》為代表。秦國原居甘肅天水,后漸東擴,占據陜西一帶,平王東遷后,西周王畿和豳地歸秦所有。《漢書·地理志》:“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秦》詩中多尚武精神、殺伐之音,朱熹《詩集傳》:“秦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死。”清新樸素,簡潔質實,剛毅健朗。
北部:以《魏風》《唐風》為代表。魏在今山西芮城一帶;唐在今山西中部,后改稱晉。朱熹《詩集傳》:“唐風土瘠民貧,勤儉質樸,憂思深遠。魏地狹窄,民俗儉嗇。”土地貧瘠,人民困窘,纖儉習事的地域特征與風尚,使其諷諭現實的精神尤為突出,多諷刺、揭露性的詩篇,自古學者稱《魏》《唐》多“變風”。質樸率直,自然朗暢,多沉郁悲慨之氣。
中部:以《鄭風》《衛風》《邶風》《鄘風》《王風》《檜風》《曹風》為代表。邶和鄘都是衛邑名,同屬一地,衛風之地在今河北磁縣、濮陽,河南安陽、淇縣、汲縣、開封、中牟等地。鄭國的都城新鄭,在今河南鄭州一帶。王即王都的簡稱,平王東遷洛邑,在今河南洛陽一帶。崔述《讀風偶識》:“幽王昏暴,戎狄侵凌,平王播遷,室家飄蕩。”詩多有亂離悲涼之氣。曹在今山東西南荷澤、定陶、曹縣一帶,位于齊、晉之間。檜在今河南密縣一帶,兩個都是小國,存詩很少。魏源《詩古微》中寫道:“三河為天下之都會,衛都河內,鄭都河南,故齊、晉圖伯爭曹、衛,晉、楚圖伯爭宋、鄭,戰國縱橫爭韓、魏。……據天下之中,山河之會,商旅之所走集也。……商旅集則貨財盛,貨財勝聲色輳。”《漢書·地理志》寫道:“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鄭衛處商業中心,交通便利,文化心態較為開放,男女交往自由,相與詠歌,各言其情。故鄭衛之風尤多情詩,善于即景生情,委婉細膩,情真意切。重利輕義、游媚富貴的風習,又使鄭衛猶多棄婦冤婦之調。另一類風詩,或抒黍離之悲,或刺昏君無道,感嘆世事人生,悲郁凄惻。
東部:以《齊風》為代表。齊在今山東中北部,首都臨淄。《史記·貨殖列傳》:“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間一都會。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于眾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齊富甲東海,士農工商賈云集,文風開放。其詩善于夸飾,舒緩深遠,節奏疏宕。
這里之所以將十五國風的古今地域進行適當歸類,主要是為荊楚文化與巴渝文化溯源,為荊楚詩歌與巴渝詩歌溯源,尤其是為竹枝詞這種文學形式溯源。
關于荊楚文化的起源,開篇已有簡敘。關于巴渝文化,李書敏、藍錫麟先生主編的《巴渝文化叢書·巴渝詩詞歌賦》中有這樣的介紹:“就現有資料而論,巴渝本土作家從先秦至清代人數屈指可數。據《中國文學大辭典》所收作家統計,先秦兩漢共收作家101人,籍貫為四川的有4人,皆蜀人,巴渝闕如”。那么,竹枝詞這種文學形式究竟起源于何時何地,季羨林先生在《談國學·漫談竹枝詞》中說:“竹枝詞,作為樂府曲名,雖然起源于唐代。但是,我總懷疑,它是源遠流長的。”關于竹枝詞的源遠流長,劉禹錫在《竹枝詞九首并引》中說:“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俚,乃寫為《九歌》,到于今荊楚歌舞之。”其實,劉禹錫已明確地將《竹枝》的產生地同《九歌》聯系起來,這是非常切合實際的。
季羨林先生說:“巴、渝地鄰荊楚,可能屬于同一個文化圈。民間宗教信仰以及祭神儀式和樂章,容或有相通之處。”孫杰先生在《竹枝詞發展史》中認為,“同屬一個文化圈”并非“可能”,而是“肯定”。筆者對孫杰的觀點很是贊同。
我們再把視野放得更遠一些。
尹吉甫(生卒年不詳),是西周奴隸制王朝的一代宰相,周宣王的大臣,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詩經》的主要采集者,被尊稱為中華詩祖。尹吉甫系晚年被流放至房陵(房縣古稱),死后葬于房縣青峰山。房縣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遺存。《履霜操》,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伯奇無罪,為后母讒而見逐,乃集芰荷以為衣,采楟花以為食。晨朝履霜,自傷見放,于是援琴鼓之而作此操。吉甫乃求伯奇于野而感悟,遂射殺后妻。
《履霜操》曰:
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說顧兮知我冤。
且不論這是否為竹枝詞的起源,它屬楚風之列,應無疑問。再看《詩記》作獻玉。
卞和者,楚野民,常居山耕種。因得玉璞,以獻于楚懷王。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王以為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欺謾,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為荊王。和復欲獻之,恐復見害,乃包其玉而哭荊山之中,晝夜不止。涕盡繼之以血,荊山為之崩。荊王遣問之,于是和隨使獻王。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為陵陽侯,和辭不就而去。作退怨之歌曰:
悠悠沂水經荊山兮。精氣郁泱谷嚴嚴兮。中有神寶灼明明兮。
穴山采玉難為功兮。于何獻之楚先王兮。遇王暗昧信讒言兮。
斷截兩足離余身兮。俯仰嗟嘆心摧傷兮。紫之亂朱粉墨同兮。
空山欷涕龍鐘于兮。進寶得刑足離分兮。沂水滂沌流于漢兮。
進寶得刑足離分兮。去封立信守休蕓兮。斷者不續豈不冤兮。
這首詩除去虛字兮,實際是七言句。
以上兩首詩別說與竹枝詞有淵源,與七言詩,與《浣溪沙》等詞譜,是否也有不解之緣呢,屈原《九歌》第九首《山鬼》開頭四句: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用現在的話說:好像有人在那山隈經過,是我身披薜荔腰束女蘿。含情注視巧笑多么優美,你會羨慕我的姿態婀娜。
龍榆生先生認為,《九歌》較之十五國風,無論技術上、風調上,皆有顯著之進步。南人情緒復雜,又善懷多感,而出以促節繁音,為詩歌中別開生面,宜其影響后來者至深也。
再看張衡的《定情歌》:
大火流兮草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
秋為期兮時已征,思美人兮愁屏營。
張衡(78—139),字平子,南陽西鄂(今河南南陽市石橋鎮)人,漢族。他是我國東漢時期偉大的天文學家,為我國天文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數學、地理、繪畫和文學等方面,張衡也表現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廣博的學識。詩歌歷來是文人用來抒發個人情感的,而漢代卻是以賦集大成的時代,文人很少用詩的形式來抒發自己的情感。張衡力求用新的審視來看待詩歌,用詩歌來寄托自己的含蓄哀宛的情感,這一點本身就是一種新的嘗試、一種很大的進步。張衡的詩雖然所存不多,但詩歌的多體并用,詩中鋪陳的描寫和含蓄哀婉的情調以及張衡詩對《詩經》《楚辭》傳統的繼承與超越都顯現出張衡的愛情詩在東漢這一特定時代的價值和意義。20世紀中國著名文學家、歷史學家郭沫若對張衡的評價是:“如此全面發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見,萬祀千齡,令人景仰。”
荊湘同脈,巴楚同源。《武岡志·云山》載有秦代《題石》詩云:
白云青山何處無,采藥東梁意有余。
更比靈均開醒眼,與君同避汨羅魚。
此篇疑為偽托,卻也傳于楚志已久,可見早期楚風之影響深遠。再看看唐代顧況《早春思歸有唱竹枝歌者坐中下淚》:
渺渺春生楚水波,楚人齊唱竹枝歌。
與君皆是思歸客,拭淚看花奈老何。
顧況(約727—約815)字逋翁,號華陽真逸(一說華陽真隱),晚年自號悲翁,蘇州海鹽恒山人(今在浙江海寧境內),唐代詩人、畫家、鑒賞家。他一生官位不高,曾任著作郎,因作詩嘲諷得罪權貴,貶饒州司戶參軍。晚年隱居茅山,以壽終。集二十卷,今編詩四卷。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漢族,洛陽人。自稱“家本滎上,籍占洛陽”,又自言系出中山,其先中山靖王劉勝,晚年自號廬山人。唐代大儒、哲學家、文學家、詩人,有“詩豪”之稱。
顧況寫這首竹枝詞,至少比劉禹錫早50年。
楊發興在田昌令《新唱竹枝》序中寫到,“竹枝”原是巴山楚水一帶的民歌,唐代劉禹錫任夔州刺史時,曾在建平(今重慶巫山縣)見到聯歌“竹枝”,他也效屈原作《九歌》為其譜寫新詞九章,稱《竹枝詞》。于是,群眾競相傳唱,經久不歇。直到宋代文人所作的竹枝詞還是能結合歌舞傳唱的。宋元以后,竹枝詞逐漸脫離了音樂,而成為一種吟詠風土的詩體。楊先生的這個推斷筆者是十分贊同的。
其實,早在先秦時期,土家族先民已經在唱竹枝歌。世代傳頌的土家族民歌源出古代巴人的踏啼之歌。踏啼之歌者,牽手踏啼,歌舞結合,一聲三疊,相隨和聲。因削竹枝為短笛吹奏相伴,故稱“竹枝歌”。至唐代,詩人劉禹錫從京都長安來到蠻荒之地的巴渝山區,被土家族這充滿鄉俗氣息的江舟俚曲、閭巷謠謳深深吸引,創造了大量富有土家族風土人情的竹枝詞。竹枝詞語言的自然質樸、音韻的和諧悠揚,為唐詩開了一代新風,豐富了唐代的詩庫。之后唐、宋、明、清眾多詩人包括白居易、黃庭堅、陸游等歷代文人也都創作大量的《竹枝詞》。
中華竹枝詞發源于楚。在中國歷史上,巴渝曾經是楚國的一部分。所以,到后來,文人竹枝詞在巴渝地區得到發揚光大,也就不言而喻了。
山有脈,水有系。竹枝詞發源于楚地,后經文人在民歌的基礎上演變成為一種文學體例。武漢竹枝詞屬于巴楚竹枝詞之脈系,至清中期發展為脈之高峰,系之主流。如果僅說武漢竹枝詞發展史,不提巴楚竹枝詞的發展,那就如霧中花,水中月。因此,巴楚竹枝詞發展史應是武漢竹枝詞發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正是:
巴山楚水竹枝歌,秦漢濤聲唐宋波。
筆下生花文脈啟,明清放閘匯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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