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人傳》簡介|介紹|概況

唐文篇名。柳宗元作。宋王應麟云本篇立意本于《呂氏春秋·分職》(《困學紀聞》)。黃震以為“喻為相者之道也”?(《黃氏日鈔》)。明王世貞說：“子厚諸記，尚未是西京，是東京之潔峻有味者。《梓人傳》，柳之懿乎?然大有可言。相識居簡握要，收功用賢，在于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jié)束，存萬鈞之力可也。乃更喋喋不已，夫使引者發(fā)而無味，發(fā)者冗而易厭，奚其文!奚其文!”(《藝苑巵言》卷三)唐順之說：“此文體方，不如《圬者傳》圓轉(zhuǎn)，然亦文之佳者。”(《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評語)清張伯行說：“相臣之道，備于此篇。末段補出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意，是古今絕大議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儲欣云：“分明一篇大臣論，借梓人以發(fā)其端，由賓入主，非觸而長之之謂也。”(《唐宋文醇》引)愛新覺羅弘歷說：“則以發(fā)抒己意，類莊生之寓言”，“非所為信以傳信者也。”(評《宋清傳》語)又云：“如弇州(王世貞)言，是認煞公為梓人立傳，而觸類相臣失厥指矣。”(《唐宋文醇》)今人黃中模認為這是一篇“概念化文章，充滿了宣諭圣道的腐朽氣味”，同韓愈的《圬者王承福傳》一樣，“宣揚‘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于人’的思想，有類似的局限性。宋人說柳宗元的文章‘達于上者皆諛辭’，《梓人傳》雖然不是為了 ‘達于上聽’，實質(zhì)上也應列入 ‘諛辭’一類”(《評韓愈、柳宗元的文以“傳道”和文以“明道”》，載《重慶師范學院學報》1981年第一期)。高海夫不同意黃中模對本文的批評，認為說《梓人傳》是“諛辭，”“是只見一偏，未見其全，完全背離了作品的實際的。在本文中，柳宗元借梓人之能以比相道，藉以諷斥了那些為相者之‘不知體要’”。“又以梓人之去就，暗諷那些為相者貪名嗜利，尸位素餐，不堅守為相之道，唯皇帝之命是聽，置國家治亂于不顧，只知保住自己的烏紗帽的行徑。”“試問，這是在‘諛’誰呢?”(《“文以明道”說和柳宗元的創(chuàng)作實踐》，載《柳宗元散論》)。孫昌武認為本文講“為相之道”，是針對“權(quán)奸當路，政出多門，吏治混亂，政治腐敗”的社會現(xiàn)狀。“他的著眼點在于從統(tǒng)治階級中間舉拔賢能，在理論上仍然肯定少數(shù)統(tǒng)治者的意志對于歷史的決定作用。對于這個方面，我們雖不應苛責，但指出來是很必要的。因為明君賢臣終究是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工具，他們統(tǒng)治下的治世也只是封建時代人們的理想”(《柳宗元傳論》)。范陽主編《柳宗元哲學著作注釋》提要云：“其著眼點仍是為著維持封建統(tǒng)治秩序的長治久安，但其中也透露了一些人民大眾的要求，如‘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yè)’，就是向封建統(tǒng)治者發(fā)出了要讓天下百姓安居樂業(yè)的呼吁。”這是一篇帶有寓言色彩的人物傳記。文中的梓人有很大的虛構(gòu)成份。立意具有政論性，以梓人“善度材”、“善運眾工”闡明宰相治國之道。吳楚材、吳調(diào)侯論其寫作特點，云：“前細寫梓人，句句暗伏相道。后細寫相道，句句回抱梓人。末又補出人主任相、為相自處兩意。次序摹寫，意思滿暢。”(《古文觀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