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食錄》簡介|鑒賞
文言小說集。清樂鈞(1766—1817前后)撰,參見附錄小傳。初編夢花樓刊本十二卷一百一十二篇,有乾隆五十七年(1792)自序。二編八卷九十七篇,有乾隆五十九年自序。此后有道光元年(1821)青芝山館兩編合刊本,同治七年(1868)藏修堂合刊本,同治十年(1871)味經(jīng)堂合刊本等。石印有筆記小說大觀本、清代筆記叢刊本等,已分為五卷,刪去四十九篇。初編還收有作者詩友吳嵩梁(1766—1834)的作品數(shù)篇。
樂鈞和吳嵩梁同鄉(xiāng)同齡,前期經(jīng)歷相似,是當時齊名的優(yōu)秀詩人,詩品接近黃景仁。 《耳食錄》寫成于他們二十多歲至二十九歲之間,是所謂“少年綺語”。書中作品包括傳奇小說和筆記小說兩類。其情節(jié)設置,人物取象雖然不離歷來文言小說的大格,但在取法《聊齋志異》的同時,常常以《莊》、 《列》式的的筆意寫出了一些荒唐怪誕的境界,或以楚騷式的隱喻寫出一種哀惋纏綿的情致。這就形成了本書的抒情性,怪誕性、抽象性的特點。貫穿全書的是一種悵惘、哀傷的情調(diào), 《秋心山人》篇實際寫的就是一個“愁”字,用的是拆字格。這種愁主要是對青春、友誼、愛情的回憶和眷戀,因懷才不遇、世途險惡而產(chǎn)生的孤寂感,以及對人間美好事物的憧憬等,對于這種甜蜜而又苦澀的內(nèi)心體驗,作者常用香花、美人等意象來表達。從下面這一小段引文可以看出這種特點:
如皋陳肖生嵩,以畫名于時,尤長于梅。 冷蕊疏枝,嫩寒春曉,見者輒作孤山籬落之想。有金陵李某者,僦居京師內(nèi)城。齋壁紅梅一軸,肖生筆也。一日仰臥觀書,童子侍焉。忽有老翁出于畫中,龍鐘傴僂。俄而枝葉動搖,花蕊怒放,每一花現(xiàn)一美人,步虛而下。 須臾,次第入花去,老人亦遽隱,畫如故也。后凡三見,亦無他異。
這是詩情,似乎又是夢境,或如作者所說是“詩夢”,寫得含蓄而又抽象。在這里,香花、美人是在傴僂老翁的轄制之下,卻不是《長春苑主》中所寫的長春苑主、催花使者來保護她們、理解她們,因而失去了爭紅怒放的自由。“花緣才子落,月向美人殘”。美好伴隨著不幸,憧憬就意味著失望,這就是人生的缺陷,也正是那個沒落時代的初步覺醒了的青年一代的命運的寫照。
《耳食錄》中有不少象李商隱的《無題詩》那樣惝恍迷離的愛情篇章。這里的愛情已不同于“三言”、 “二拍”以及才子佳人小說中的愛情, 而接近于《紅樓夢》中賈寶玉、林黛玉式的愛情。這種“兩人之情”,不是食色之欲,而是心靈的契合。在《秋心山人》、 《癡女子》、《張碧云》、 《女湘》、 《并蒂蓮》等篇中,作者以書信、 辭賦、悼詞以及論贊等形式,花費了許多筆墨,對這種愛情反復地加以解釋。有時稱為“神交”,有時稱為“得心”,有時又稱為“知己”。 《仍吉》篇說:“茍得其心,斯其夫也;不得其心,雖夫不夫。”這是從女子方面說的。 《女湘》篇說: “一往情深,初不做登徒子之想。” “臣之好色,不在床笫之間也。 ”《張碧云》篇則說: “事屬憐才,分同知已。” “閨中感遇,尤榮于流水高山;夢里相思,絕異于朝云暮雨。素心如此,青眼非常,斯則性命之恩,不作形骸之論矣。”這是從男子方面說的。 《張碧云》篇中的男女二人,竟然同名同姓,真是“卿即我耶,我即卿耶。” 《范依》篇說得更清楚: “湯玉茗有言: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非情之至也。豈惟是哉,男而不可以女、女而不可以男者,亦非情之至也。情至于此,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這種超功利、超世俗的愛情,帶有相當鮮明的近代色彩。在那個時代,這種愛情因其為封建禮法所不容,往往要演成悲慘的結局。但是,忠于愛情的青年男女,形體也許沖不破牢籠,精神卻是關鎖不住的。他們“生為有情人,死為有情鬼”,“情天同墮, 情海同歸”,“思念之誠,至于心死。”但據(jù)作者所寫,心是永遠不會死的。這些從精神方面落筆的愛情故事,寫得空靈如詩,纏綿悱惻,相當動人。這里顯然滲透著作者的切身感受。
作者家境清苦,懷才不遇,為了謀食,長期以幕僚的身分奔波四方,因而對人生也有他的獨特體驗。首先是一種難于排遣的孤寂感。《仍吉》篇寫一個幕僚要求達官以“原情之律”正確處理兩件家庭糾紛,而使達官不悅,不得不悄然離去。 《哭笑疙》寫兩個人,一個遇事便哭,一個遇事便笑。兩人相遇,哭者見笑愈哭,笑者見哭愈笑,直至聲嘶力竭。這是寫人與人之間的思想感情是難于溝通的。 《鄧無影》篇寫鄧某只有自己的影子日夜陪伴自己,后來連影子也遠離而去,真是連“形單影只”都談不上了。其次是世途險惡感。《竹冠道人》篇寫仙人來到人間的感受是: “黃鶴不知塵世險,等閑載我出蓬萊。”趕緊返回了仙界。 《蜀商》篇寫做人之難,忠厚者受人欺弄,強直者遭人暗算。 《金陵樵者》寫一個人武藝高強,金陵無敵,雖然他沒有冒犯過一個人,最后還是被人用藥毒死了。這都曲折地反映了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爾虞我詐的情形。象作者這樣地位不高的人,往往處于一種受害者的地位上,因而對達官貴人、為富不仁者的真實面目看得比較清楚。在《西村顏常》、《東岳府掌簿》等篇中做了一些揭露和抨擊。特別是《上官完古》篇,以陰界影射現(xiàn)實,寫貪官污吏追捐逼稅,害得貧苦人民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情形。作者評論說: “嗚呼!窮民無告,雖魆魆泉臺,猶無淚干時耶!今觀于上官氏之所聞,乃知長夢之人更有《新安》、 《石壕》之苦也。”比杜甫在《三吏》、《三別》中的控訴, 更進了一層。在這里,作者已由哀嘆個人的不幸,轉向了對勞動人民的同情。這在他的一些現(xiàn)實主義詩篇中表現(xiàn)得更為充分。
作者因深感人生的痛苦和不幸,有時就產(chǎn)生消極遁世的思想,有些篇章還發(fā)出了“生不如死”的慨嘆。 《白衣婦人》篇寫兄弟二人在河邊遇見兩個白衣婦人。婦人先把弟弟牽下水而又浮出,四人相對大笑。然后又把哥哥牽下水底,卻再也不出來了。但弟弟站在岸上仍是大笑。這暗示著,水下的幽靈世界是比紅塵好的。但總的看作者還是一個入世者,否則他就不會產(chǎn)生那樣深刻的痛苦感受了。《湯琇》篇認為,“濟時潤物”才是人生正途,遁世全己則是不得已的下策。但作者感到自己無能為力,對統(tǒng)治階級也很失望,所以書中幾乎連一個圣君、賢相以及清官也沒有頌揚過。而把希望寄托在冥冥之中的因果報應以及神仙、劍俠身上。除了神仙,書中還寫了不少有聲有色的劍俠故事。作者希望的是“兒女即英雄,英雄即兒女”,善良的人要能自己保護自己。但劍俠也是一種幻想,并非真正的現(xiàn)實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書中還寫到了“盜賊”。《張將軍》篇寫張將軍前去“剿盜”,“盜”卻告訴他, “盜”只能“撫”, 不能“剿”,并向他展示了自己的陣勢。從此,張將軍嚇破了膽,再也不敢言“剿”了。 《韓五》篇還把“盜”分為正義的非正義的兩類,說“盜亦有道”。但作者所寫的這些“盜”的反抗仍是針對個別人的。所以,這些作品可以看出對統(tǒng)治者的失望程度,卻不能說明對人民的力量已經(jīng)有了較為正確的認識。
總之, 《耳食錄》是一部具有民主的、進步的傾向,在藝術上也很有特色的作品。僅就寶黛式的愛情來說,那是一種反封建的、反世俗的、在近代才出現(xiàn)的愛情。在當時,除了曹雪芹、高鶚以及《紅樓夢》的少數(shù)續(xù)作者外,還很少有人能夠有所理解和反映。 《耳食錄》對后來的小說創(chuàng)作也有一定的影響,它和稍后的《夜雨秋燈錄》、 《碎琴樓》等文言小說是前后呼應的。 《夜雨秋燈錄》中的《癡蘭院主》等篇就逼似《耳食錄》中的作品。
此外,本書至少有《范依》、《段生》、 《芙蓉館掃花女》等八篇被改編為古典戲曲。參見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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