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梨魂》簡介|鑒賞

駢體言情小說，三十章。徐枕亞著。1912年6月起在《民權報》副刊連載， 1913年1月由民權出版部初版，當年即再版兩次，以后重版三十二次，行銷數十萬冊，且到處發現翻版偽本，是民初最暢銷的小說。

小說描繪了一個“寡婦戀愛”的悲劇。小學教師何夢霞寄居在遠房親戚崔家，愛上了崔家寡媳白梨影。白梨影也愛上了何夢霞，伺何不在，私探夢霞臥室，取走何的詩搞，遺下茶花一朵。此后兩人魚雁傳書，絡繹不絕，以詩為媒，都以對方為知己。無奈兩人又都是禮教的信徒，懷著一種悖違禮法的罪惡感，竭力用禮教來規范自己的行動。何有一位同事，發現他們的戀情，乘何探親之際，冒用何的名義給白寫了一封信，白自感前途險惡，又深感對不起死去的丈夫，作為未亡人不應再有非份之想，便欲斬斷情絲，又不愿何離開自己，便想撮合何與小姑崔筠倩聯姻。無奈何深愛白，不肯移情他愛;崔筠倩又是新女性，以婚姻自主為理想，痛苦地接受嫂嫂包辦的婚姻。白發現事與愿違，為了恪守禮教， 自戕而死。崔發現真相，自覺對不起嫂嫂，也病死了。何夢霞也想死，又覺得男子漢應當為國而死，便參加武昌起義犧牲了。

《玉梨魂》是早期鴛鴦蝴蝶派作家徐枕亞的成名作，也是鴛鴦蝴蝶派成型時期的奠基作，為民初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玉梨魂》不是杜撰的香艷故事，其中有著作者的親身經歷：作者在小學執教時，曾愛上房東的寡媳，但礙于禮教無法締結良緣，由寡媳作主，將他小姑嫁給徐枕亞為妻。正是這段戀情梗在胸中，促使作者創作了《玉梨魂》。

“寡婦戀愛”的素材本身具有反封建的意義，可是徐枕亞是崇仰封建禮教之人，他想歌頌真摯的愛情，抒發愛情的苦悶，但他又不愿否定禮教的權威，力求將這愛情納入禮教的規范之內。這就使他筆下的人物，充滿矛盾：他們天性純真，忠于愛情，生死不渝，但是他們內心中的禮教權威、名節觀念又使這忠貞愛情不斷遭到抑制與扭曲。作者力圖調和“情”與“禮”的沖突，將男女主角的“殉情”與“殉道”結合起來，將這愛情視為“情孽”，寫出情天幻境的癡兒女怎樣“發乎情止乎禮義”， 自覺地用禮教束縛自己。這就使真誠熱烈的情愛與呆板僵硬的說教組成不同的聲部，在小說中很不協調地混合在一起。既然沒有勇氣打破禮教的束縛，愛情悲劇的終場就是排定了的。由此形成的黯淡前途規定了作品頹廢纏綿，哀傷低沉的基調，造就了小說中的各種矛盾和作者矛盾的態度。

《玉梨魂》是民初社會的投影，是民初那復雜社會的矛盾心態的表現。民國建立推翻了帝制，也使以君權為中心的封建禮教陷于崩潰的邊緣，所有公民的自由平等權利已經得到憲法的抽象肯定，迫使禮教非改良不可，但是清末的思想啟蒙一直停留在推翻舊政治制度上，尚未在人的價值觀念上開展一系列的革命，進行必要的思想啟蒙。這就使得封建禮教依然擁有它的權威，仍舊束縛著人們的思想。于是“改良禮教”便成為社會流行的價值觀念：承認禮教的權威，又朦朧地覺得應當肯定人有要求自由的權利。這是一個人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卻又未曾完全覺醒，還意識不到禮教正在吃人和自己正在被吃的時代。朦朧的人的愛情要求直覺到不被禮教容忍，卻仍舊承認禮教的權威，希望在禮教中覓得一塊藏身之地。因此，小說一面歌頌戀愛的寡婦和追求寡婦的青年，一面又將“殉道”作為愛情的升華，并不完全是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在自己折磨自己，還體現了社會對改良禮教的偏愛。駢文的《玉梨魂》成為民初最暢銷的小說，也說明了這一點。

從中國小說的發展來看，《玉梨魂》也有不少創新之處。中國古代小說雖然不乏同情寡婦的描寫，但是還沒有人以同情贊頌的筆調，寫過一個不能克制七情六欲，在“情”與“禮”的沖突中被吞噬的寡婦，也沒有人將追求寡婦的青年，作為正面形象來描繪。晚清有不少小說觸及婦女解放問題，但大都局限在女子參政上。《玉梨魂》觸及的是一個前人未曾觸及過的社會問題，盡管它是以改良禮教的面目表現的，但僅就這一問題的提出而論，它就具有新時期的特點。

中國古代小說對人物心理的描繪一直是動態的，通過人物的語言行動，富有個性特征的細節來向讀者暗示人物的心理狀態。這種寫法雖有筆墨省儉、形象傳神、耐人尋味的優點，但也往往影響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深入開掘。《玉梨魂》故事情節簡單，人物極少，而又受到禮義的束縛，處于被隔絕的狀態，主角只好通過詩歌、書信、 日記來剖白自己，交流人物的思想感情，推進故事情節的開展，從而使作品在敘述過程中不斷出現靜態的人物思想感情的描繪。在此之前，中國的小說還從未意識到書信、日記能在小說中發揮這么大的力量。正是這些書信、詩歌、 日記，彌補了作品情節簡單的不足，加強了對人物主觀世界的描繪，刻劃了他們豐富復雜的內心矛盾，向讀者展示了一個新的天地。

此外，小說在結構上運用倒敘手法，景物描寫往往是為渲染烘托氣氛、描寫人物心理服務的，敘述有時也采用跳躍式的方式等等，都體現了小說發展的新潮，為五四新小說的問世作了鋪墊。

《玉梨魂》具有新舊雜陳的色彩，身上也留有封建才子佳人小說的烙印。書中的主人公，是望風灑淚、對花傷懷的才子和佳人，他們葬花吊花、寫詩寫信都要掉淚，而且常常繼之以病，哭病之中，又必有詩作，在哭聲與吟聲中譜寫愛的歌曲，以渲染愛情的感傷氣氛和悲劇性質，顯示主人公愛得雅潔，愛得痛苦，愛得纏綿悱惻。“殉道”的熱情更時時表現出壓抑人性服從禮教的自覺性和光榮感，一種麻木不仁的沾沾自喜。這種病態也表現出社會的病態，所以五四運動后，跳出鴛鴦蝴蝶派的劉半農便批評“《玉梨魂》犯了空泛、肉麻、無病呻吟的毛病”。其他新文學作家也對鴛鴦蝴蝶派作了嚴厲的批判。這種批判是非常必要的，這是一個新時代對舊時代的否定， 即使它已經進行改良。但是，《玉梨魂》與五四新文學是兩個時代的文學，是本質不同的文學。我們沒有理由一定要求觸及寡婦戀愛問題的小說在民初就必須達到五四時代的水平，也沒有理由認為處在封建禮教禁錮之下的人們，一下子就能覺醒到高呼“打倒孔家店”的程度。歷史的發展需要一個過程，《玉梨魂》便顯示出中國小說由舊向新轉變的過渡環節。因此，我們今天不應根據五四新文學對《玉梨魂》的批評就全盤否定它，而應當給予它應有的歷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