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寫離別的作品，或以男方為抒情主人公，或以女方為抒情主人公，是易于區分的。有時一首作品兼寫男、女雙方，但哪幾句是就男方立言，哪幾句是就女方造意，也是不難分辨的。朱敦儒的這首詞，卻不易分別其究竟是從男方角度還是從女方角度來寫的。這是因為作者寫這首詞的動機或著眼點，本不局限于描述某一個家庭的悲劇，不限于描述某一位丈夫或某一位妻子的痛苦。其立足點更高，其視野也更廣。詞里所要描述的是一個國亡家破的時代悲劇，是千千萬萬家庭的離散、千千萬萬丈夫和妻子的痛苦。如果讀者能從這一高度、廣度來賞析這首詞，那就不必拘泥于分清詞中的抒情主人公是男是女了。

詞的開頭兩句“直至鳳凰城破后，擘釵破鏡分飛”，先寫國亡，再寫家破。因為國亡，所以家破。“鳳凰城”，指北宋的汴京(今河南開封)；“城破”，指欽宗靖康二年(1127)汴京為金兵所破。全句追述汴京陷落、北宋覆亡的史實。“擘釵”，用白居易《長恨歌》所述唐明皇與楊貴妃事，楊死后在蓬萊宮中下望人寰，憶念舊情，托方士寄語唐明皇：“唯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破鏡”，用孟棨《本事詩》所載徐德言與其妻樂昌公主分離時破一銅鏡各執其半事，“分飛”，出古樂府《東飛伯勞歌》：“東飛伯勞西飛燕。”其所寫的勞燕分飛，不是一般的夫妻相別，而是在戰亂中失散后，一方陷身敵國，生死難卜。句中用“擘釵”、“破鏡”二語，一為夫妻死別典，一為夫妻生離典，暗示所寫雖是生離，無異死別。詞的第三句“天涯海角信音稀”，述說雙方“分飛”之遙遠、音信之阻隔。作者為南渡詞人，寫詞時身在南宋；詞中抒發的也是國亡家破后流徙到南方之人的苦恨。這句中的“天涯海角”，可以是分寫兩方，意謂一在天涯、一在海角；也可以只指對方，意謂所懷念之人遠在天涯海角。下面四、五兩句“夢回遼海北，魂斷玉關西”，則是第三句的引申。既然勞燕分飛，天各一方，而又音信杳杳，當然就只有夢魂相尋、空自腸斷了。“遼海北”、“玉關西”，一遠在東北，一遠在西北，這里借以泛指塞外之地。古人詩詞寫到邊塞時，所用的地理名詞往往只是象征意義上的泛指，多不考慮其準確方位和彼此間的距離。就這首詞而言，詞中的抒情主人公只知對方流落在北地，或只知其被擄掠到塞外，此時究竟身在何處，是東北還是西北，實在也一無所知。這正說明，這一家庭悲劇具有其時代意義，而其份量就也特別沉重。

詞的上片是從空間落想，寫分飛、相隔之遠；下片就從時間著眼，寫相思、盼歸之久。

換頭“月解重圓星解聚，如何不見人歸”兩句，合起來看：在寫法上是以上句墊托下句，以天象之有月圓星聚反襯人間之有分離而無重逢。如果分別看來：上句所寫月圓的周期是以月計的，星聚的周期是以年計的，詞中人則因夜夜不眠而仰望星月，這里有月復一月，年復一年的盼望與失望。下句以“如何”二字發問，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從“擘釵破鏡”的兩方來說，盼“人歸”者固然希望“人歸”，未歸者當然也希望歸來；那么，為什么“不見人歸”呢？該責問的自然不是出現在這出悲劇舞臺上的任何一方，而是在這出悲劇幕后的另外兩方——金邦的統治者與南宋的統治者。這里要責問前者：為什么發動這場侵略戰爭，并那樣野蠻地擄掠侵占區的人民？也要責問后者：為什么一味茍安乞和，置失陷在北方的人民于不顧？

這出悲劇是從“鳳凰城破”開始的；下面“今春還聽杜鵑啼”一句，則在“今春”后用一個“還”字，暗示這一悲劇的連續性，說明它一直延續到了“今春”。這位詞中的主人公自從汴京陷落、流亡到南方后，從此失去了生活中的春天。盡管南方的春天十分美好，卻只有悲切的杜鵑啼聲進入愁人之耳，與他心靈上的創傷相感應。唐無名氏《雜詩》“等是有家歸未得，杜鵑休向耳邊啼”兩句所寫情事與此相似，而其抒情主人公則是這首詞中的對方——未歸之人。結拍“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二句中的“年年”二字，更明白顯示其時間上的連續性。年年春季，進入愁人之耳的是杜鵑之啼，進入愁人之目的則是塞雁之回，而其所以如此注意塞雁，既因為有感于雁歸人未歸，也因為雁來自塞上，這正是其朝思暮想之人的所在之地。句中的一個“塞”字是與前面的“遼海北”、“玉關西”相綰合的；古代又有大雁傳書的傳說，句中的“雁”字又是與前面的“信音稀”相呼應的。“一十四番”點出了“年年”的具體年數，而起句中的“直自”二字則是這句的伏筆，是“十四”的計算起點，說明這一國亡家破的苦痛，一直折磨著千千萬萬像這樣釵擘難以再合、鏡破難以重圓的夫妻，已經有十四年之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