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名和命的取舍·伯夷列傳》鑒賞

選文：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①信于六蓺^②。《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于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③薦，乃試之于位，典^④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后授政。示^⑤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⑥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⑦古之仁圣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⑧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⑨詩可異^⑩焉。其傳曰：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¹¹⁾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¹²⁾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¹³⁾及干戈，可謂孝乎? 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¹⁴⁾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¹⁵⁾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¹⁶⁾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 于嗟徂⁽¹⁷⁾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

或曰：“天道無親⁽¹⁸⁾，常與⁽¹⁹⁾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 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²⁰⁾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²¹⁾，糟糠不厭，而卒蚤⁽²²⁾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²³⁾何德哉? 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后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²⁴⁾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²⁵⁾。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君子疾⁽²⁶⁾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²⁷⁾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眾庶馮⁽²⁸⁾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云從龍，風從虎，圣人作⁽²⁹⁾而萬物睹。”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³⁰⁾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³¹⁾舍⁽³²⁾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 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惡⁽³³⁾能施⁽³⁴⁾于后世哉?

〔注釋〕 ①考：考察。②蓺：同“藝”。③咸：全部。④典：掌管。⑤示：表明。⑥稱：稱贊。⑦序列：依次論述。⑧用：因為。⑨軼：散失。⑩異：驚異。(11)盍：通“蓋”，于是。(12)載：裝載。(13)爰：于是。(14)兵：殺。(15)宗：尊奉。(16)且：將。(17)徂：同“殂”，死亡。(18)親：親近。(19)與：幫助。(20)薦：稱贊。(21)空：窮困。(22)蚤：通“早”。(23)遵：遵循。(24)儻：同“倘”。(25)見：通“現”。(26)疾：擔憂。(27)徇：通“殉”。(28)馮：通“憑”，仗恃。(29)作：產生。(30)篤：專心。(31)趣：通“趨”，出仕。(32)舍：退隱。(33)惡：同“烏”，如何。(34)施：流傳。

鑒賞：

伯夷和叔齊是商末孤竹君的兩個兒子，相傳其父打算傳位給叔齊作為下一任的國君。孤竹君死后，叔齊想讓位給伯夷，伯夷不肯接受，而叔齊也不愿繼承君位，于是先后都逃到周國。兩人原本是因仰慕西伯姬昌敬養老人的好品德而去投奔的，然而到了那里，西伯昌已經離世。其子周武王非但沒有下葬父親，而且正要率大軍討伐紂王。二人覺得這種行為有違仁義，所以叩馬諫阻，未果。待武王滅商后，他們以吃周朝的糧食為恥，寧愿隱居山野，靠采摘野菜充饑，最后餓死在首陽山。

伯夷和叔齊選擇用生命來成全自己心中所堅持的氣節仁義，體現了一種崇高的殉道精神，在那個改朝換代的亂世里，能具有高潔品行的人是多么的可貴! 所以孔子對他們贊譽有加：一是因為惺惺相惜，正所謂“同明相照，同類相求”;二是因為孔子同樣也處在一個同樣混亂的時代，面對禮崩樂壞的社會狀況，需要通過重新樹立高風亮節的榜樣，供世人學習效仿，從而重塑良好的道德風氣。

伯夷和叔齊是幸運的。《易經》上說，“云從龍，風從虎，圣人作而萬物睹”(《周易·乾卦》)，正是由于孔子的稱許，伯夷和叔齊的事跡被廣為傳頌，流芳百世。與之相比，同樣是不肯接受君位而逃遁隱居的許由、務光，雖說他們的德行是太史公所認為最高尚的，但是經書里連一點大略的文字記載也見不到，知名度也就遠遠不如前者了。所以說，無論是隱于巖穴之人，還是居于閭巷之人，假若不追隨在聲名顯達之人身后附驥攀鴻，那么想要名垂后世就真的很難了。這恐怕就是所謂的“名人效應”了。

太史公也在為那些沒有被記載的高士而感到惋惜，因為雖然挖掘歷史中有意義的事或人是史學家的任務之一，但這必定需要文獻史料作為依據，也就是所謂的有跡可尋。而那些能被記載或是口口相傳的人當中，必定在記載前就有些許名望。影響重大的、認可度高的就會被重復記載，比如關于堯、舜、禹的“禪讓”，可以從《六經》里考察真實可信的記載。盡管《詩經》、《尚書》殘缺不全，但仍然可以從記載虞、夏兩代的文字中了解那段故事。作為史學家，最基本的責任是要如實記錄對歷史產生過深刻影響的人物。然而過眼云煙，又有多少人能夠留名青史，不被歷史長河沉積湮沒呢! 太史公為以往那些沒有被載入史冊的卓越人物感到深深的惋惜。或許正是為了減少和避免傳承歷史時的遺憾，司馬遷所撰述的列傳，其人物來自于社會的各個方面：不同時空、不同地域、不同職業、不同階層，尤其是關注那些小人物和在某一方面獨具特點的人物，讓更多的人知曉他們的事跡，通過文字世代流傳他們寶貴的智慧。

當然，比起靠無形的精神品質聞名的君子，擁有一技之長的人似乎更容易在生前出名，不過由于這種名氣的影響力有一定的時效性和地域性，所以也就更需要被史學家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來。這類在某方面非常杰出的“草根名人”在列傳中不乏其數，有威震八方的軍事奇才，有縱橫天下的奇能異士，也有受人愛戴的醫者。無論是他們想或是不想，名聲總會在不經意間被人一傳十、十傳百。有些人甚至因為怕麻煩，而不想擁有它。

不過，無論是生前還是死后，名望對于一個真正能名垂青史的人來說，只不過是一個附屬品。然而其中所包含的歷史痕跡，對于史學家而言是一份責任，對后人來說是人類歷史留下的寶貴的文化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