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譚隨錄》解說與賞析

和邦額

文言小說集。清和邦額撰。和邦額(1736—1795以后)，滿洲鑲黃旗人。祖上姓氏不詳。生于乾隆元年，卒于乾隆六十年以后(據本書自序及和氏自繪《文姬歸漢圖》)。字睦州，有愉園、霽園(主人)、蛾術齋主人等別署。十五歲前，祖父和明官甘肅永昌副將等職，他隨宦于西北各地。乾隆十五年(1750)，和明調任福建汀州鎮總兵等職，他又隨宦至東南各地。乾隆十七年(1752)初，和明卒于任上，他隨父扶櫬回京。此后，曾就學于咸安宮八旗子弟官學。乾隆三十九年(1774)中舉。《熙朝雅頌集》小傳說他曾官山西樂平(今昔陽)知縣，但地方志未見記載。和邦額多才多藝，書畫均有佳譽。年十九，即寫成《湘山月一江風》傳奇(劇本)，有多人為之作序。另有《蛾術齋詩稿》。乾隆五十一年(1786)，宗室詩人永忠寫有《書和霽園邦額蛾術齋詩稿后》一詩，盛贊他的才華，最后兩句為“詞源自是如泉涌，想見齊諧袞袞來”。由詩而說到他的文言小說。

《夜譚隨錄》 初刊于乾隆已酉(1789)。書前依次有乾隆己酉雨窗氏(阿林保)刊序，乾隆己亥(1779)作者自序。雨窗序略謂：“回憶十年前，春怡齋中與霽園、蘭巖(恭泰)諸君子昕夕過從，各出新奇，以廣見聞。而霽園匯志其所述以成編，顏曰《夜譚隨錄》。”又謂：“因念霽園之錄，蘭巖之評，向止繕成卷帙，未付梨棗。余獨以枕秘密私之，何如公諸同好，爰付諸剞劂氏”云云。于此可知，此書約寫成于乾隆四十四年前后，乾隆五十四年初刊于山東濟南(此時阿林保正在山東鹽運使任上，內封有“本衙藏板”字樣)。此本共十二卷，一百四十一篇。卷首上署霽園主人閑齋氏著，下并列署松陰山房雨窗氏、葵園主人蘭巖氏評閱，用拙道人蘭泉氏(福慶)參訂。此三人均為滿族著名文人，達官。各篇后有蘭巖氏、恩茂先等五六人的評語，篇中有雨窗氏的眉批和行間批。又有一種坊間翻刻本(如緯文堂本)，自序改署乾隆辛亥(1791)，無雨窗氏序，其他均予保留。以上兩種均為繁本、完本。這一個版本曾多次印行，各次印本間，篇數常有不同(當因版本殘損)、文字亦時有歧異(當因回避而挖改)，評語也漸漸減少。又有一種據辛亥本的刪改本(如光緒十三年上海鴻寶齋石印本)，對正文和評語均作了大量的刪改變動，此本成為后來的通行本，大多合并為四卷。

在一種已酉本上，有滿人諾津的一段題識：“《夜譚隨錄》一書，為長白霽園先生游戲之筆。其敘事艷麗，章法謹嚴，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蓋公抱不世之才，遭際不偶，故假管城子以抒其塊壘耳。”扼要地說明了本書的一些重要問題。本書是成書較早的優秀的聊齋型作品之一。作者在自序中說：“昔坡公強人說鬼，豈曰用廣見聞，抑曰談虛無勝于言時事也。”可與上引題識參讀。表面上看，作者是不想言“時事”的，而實際上本書卻是一部以神怪情節為骨架，以國事民情、世俗生活為血肉的世情小說。作者主要是圍繞著財貨、勢力、飲食、男女等人生大事展開描述的，對于作者所熟悉的京師、西北等地著墨尤多，對于滿族生活習俗的描寫比任何一部文言小說都要多得多。作者自覺或不自覺地把社會分成富貴利達者與平民百姓兩大群體。而其善善惡惡、愛愛仇仇的思想感情又明顯地傾向于平民百姓。遭到作者批判和抨擊的大多是富貴利達者。全書首篇《崔秀才》較全面反映薈集于京師的有財有勢者的利欲薰心、翻云覆雨的丑惡面目。篇中寫先達劉公經受了由富而窮、由窮而富這一否定之否定的變化，既看穿了富貴利達者的真面目，也體味到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境遇。因而提出“疏財”的主張和“ 毀方瓦全”的交朋處世之道。前者是為平民百姓及窮儒著想的，后者則是針對富貴利達者而言的。所謂“毀方瓦合”，即是面朋口友，跡合神違之意。同這些人打交道，只能是“胸中自有涇渭，皮里自具陽秋”，否則便會“盡化同人為異物”，也就是說自己就會完全孤立。雨窗氏對本篇的評語是：“描寫世情，淋漓盡致。” 可見，作者的抨擊面雖然較實，卻并非是挾怨誣妄之詞。書中有許多對于滿人的宗室王公、漢人的朝野大員及為富不仁者的暴露性的描寫。《王塾師》 篇寫某宗室枉殺無辜，將遭“冥報”而走“通天” 的關節得免事。《某太守》篇寫甲弟連云，富擬卓鄭的某首輔，貪贓納賄，賣官鬻爵，而某太守為了投靠這位首輔，竟甘心先為其奴仆服役，不但自以為得計，還被“眾人”所羨慕。《倩霞》篇寫耿精忠殘暴不仁、窮奢極欲、生活糜爛的種種罪行。《姚慎之》篇寫某提督草菅人命，嗜殺成性，家中白骨堆積，斷頭殘體之鬼四處活動，以致成為“兇宅”。《新安富人》、《鐵公雞》等篇則寫為富不仁者慳吝刻薄、魚肉平民、奸殺婦人等惡德惡行。《貓怪》篇寫某公子要殺一只會說話的貓，貓大罵道：“汝盍亦自省平日之所為乎?生具螾蟻之材，夤緣得祿。初仕刑部，以鉤鉅得上官心。出知二州，草菅人命者不知凡幾。尚思恬退林泉，正命牖下，妄想極矣。所謂獸心人面汝實人中妖孽。乃反以我言為怪，真怪事也。”《雜記》篇也以為狐辨冤的名義，說“妖由人興”，人之妖更多，不過是“物之妖以夜，而人之妖則以晝”而已。總之，“德不稱服” (服是官爵的標志)，“官品高而人品低”、“獸心人面”、“人中妖孽”，這就是作者對某些富貴利達者的總看法。《陸水部》篇是寫一次著名的文字冤獄的，受害者為陸生楠。雍正皇帝為他定的罪名是“大逆不道”，論以斬罪。而作者只說他“不謹有罪”，并讓他吟出“碧血丹心遷客恨，云鬟玉臂故園情”之句，以明心跡。最后評論說：“可不凜三緘之戒哉!”《戇子》篇是據謝濟世的一篇寓言改寫而成的。謝有黠、樸、戇三仆，平素因戇仆直言敢諫，便懷恨在心。后謝也因言獲罪，在陸生楠被斬時，還曾“陪斬”。此時，只有戇仆相隨，被赦后，并勸他“勇退”，至此，他才看出，只有戇仆才是“忠仆”。《馮勰》篇寫一個想以賄求官的人說：“行賄累萬矣，終無成就。”另一個人卻說：“賄賂行而無門可入，非世路之難，正皇朝景運之隆、英才用世之秋也。”這實際上是正話反說。宗室昭梿曾認為《陸水部》篇是“悖逆之詞”。以上這些，即使不是“悖逆之詞”，也是一種“微詞”。在這種世道下，平民百姓的境況可想而知。舉幾個較為平常的例子。《香云》篇寫狐分天狐、山主、一般狐貍三個等級。一般狐貍連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嫁娶的自由都沒有，必須聽命于山主，否則便要受到嚴懲，這反映了當時社會上的主奴關系。《譚九》篇寫一個滿漢通婚的家庭，窮得連年輕媳婦都衣不遮體。《某馬甲》篇寫滿人某馬甲衣食無著，妻子被迫懸梁自盡。這些都是某些平民百姓在沒有遭到橫逆和迫害時的情況。通過作者的以上這些描寫，我們可以窺見，所謂“乾隆盛世”并不是什么“隆德”之世，也并不是一片“升平”景象。

與抨擊富貴利達者相反，在寫到平民百姓時，作者描寫了許多善良的人物和美好的事情，贊頌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表現了作者對各族人民的關切和熱愛，在作者心目中是沒有什么滿漢蒙回的界域的。《某倅》篇說：“世儒眼大如豆，又烏知村翁野老，因多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行仁行義之事，“士夫所未逮者，彼則行所無事焉”。這可以說是作者對平民百姓的一個基本認識。《米薌老》篇寫西北人民在遭遇兵亂、四處流亡時所發生的一樁悲喜劇，表現了當地人民舍己為人、助人為樂、深明大義的精神。《三李明》篇寫的是三個都叫李明的人，贊美了他們救困扶危，舍己為人，施恩而不望報的美好品德。《譚九》篇寫花匠之子譚九幫助一家窮人解決生計困難的故事。《紅姑娘》是一篇寫狐女認有恩于己的老兵為義父，孝順、體貼得無微不至。《某倅》篇中的窮秀才，因住在江邊，便以撈救溺水者為己任，并想盡辦法把溺尸送歸其鄉里，直到死后對一些異鄉之鬼仍念念不忘，讓他的兒子辦完自己的未竟之事。《鐵公雞》篇寫狐女疏慳吝者之財，以幫助窮人，其事有些像《聊齋志異》中的《霍女》篇。像這樣的故事，書中很多，在一些愛情故事中，也往往含有這方面內容。

寫性愛，特別是寫平民青年男女的自由愛情的作品，在本書中占有較大比重。其寫法基本上接近于《聊齋志異》，其總的思想傾向則接近于明末的新思潮或某些寫得較好的話本小說，有時甚至顯得更為“開明”。作者所強調的并不是什么“禮法”、“貞烈”等陳舊觀念，而是正當的人之大欲。所描寫的人物，大多是所謂“情種”，而不是“淫夫”、“蕩女”。作者既不理睬道學家，也較少迎合庸俗的欣賞趣味。先舉幾個內容較為特別的例子。《閔預》篇是寫尼庵變為“淫窟”的，情節內容較為接近《僧尼孽海》等書。在多數情況下，這種題材不是被寫成淫穢作品，便是對尼姑大事譴責。而本篇卻是作為一種社會問題提出來的，描寫的分寸也較適當。在篇后還寫一篇很長的駢體“贊語”，作者認為，這些尼姑本來是過著正常人的生活的，后因遭遇種種不幸，才被迫出家的。“曠夫怨女，仁政最憐失偶;孤鸞寡鳳，詩人致慨離群。”因而，主張讓她們改頭換面，返本還原，重新回到正常生活中來。而這“豈非正風俗之一端乎?亦是順人情之大道也”。顯然，這是一篇立意嚴肅的作品，對“被變成妖的人”是深表同情的。《小憐》篇寫一個聰明活潑，伶牙俐齒的狐女同一書生結為伴侶，同時又與這個書生的好友關系很好，三人時常在一起嬉戲。但夫妻有夫妻之道，朋友有朋友之義，狐女對此二者并沒有混淆。開始書生還頗有“妒意”，經狐女剖白，也便坦然了。這是一個頗為新穎獨特的少女形象，在她身上似乎體現了某種新的人倫道德的萌芽。在一些寫自由愛情、自主婚姻的作品中，作者塑造了一大批純潔可愛的平民青年男女的形象，特別是以狐媛鬼女身份出現的少女，寫得尤為出色。她們天然艷麗、心地善良;一事當前，敢做敢當;橫逆之來，毫不退讓。她們不僅是“情種”，而且是正義、仁愛、反抗的化身，集中體現了作者的審美理想。本書在描寫性行為時，個別作品的個別段落，也有格調不高之處，但通篇還是好的，不能視為所謂“艷情小說”。

綜上所述，說本書具有較為鮮明的平民性和反封建傾向，似乎并不過分。有的論者認為，本書缺乏進步的思想內容，恐怕是不符合實際的。

本書問世后，頗有好評。乾隆五十六年(1797)徐承烈在《聽雨軒筆記》自序中，就將本書與《聊齋志異》、《子不語》連類并舉。次年，悔堂老人在為徐書寫的跋語中，則稱本書為“說部之奇書，為雅所共賞”。晚清的文學家，小說評論家邱煒萲說本書是“語妙一時，而名后世”之作。魯迅說，此書“記朔方景物及市井情形者特可觀”。錢鐘書說，“此書摹擬《聊齋》處，每不失為唐臨晉帖”。《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在批評本書“涵養未純，往往流于率易”的同時，也承認“其文筆亦頗流暢”，“其勝處亦自有不可埋沒者”。凡此，都足以說明，對本書的藝術成就，也是不能低估的。本書受唐人小說和《聊齋志異》的影響較大，同時也借鑒了明代文言小說、通俗小說以及經史百家的藝術經驗，并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融匯貫通，不拘一格。如《韓樾子》、《邱生》、《閔預》、《倩兒》、《秀姑》、《白萍》等篇，表面上看，都是“聊齋體”作品，但篇幅較長，有的接近中篇，在情節結構、人物關系、細節描寫以及行文方式等方面，都有與明代文言小說，特別是明代文言話本(或稱中篇傳奇、長篇傳奇)近似之處。作者對《金瓶梅》、《紅樓夢》等書也較熟悉，也不能不受到它們的影響。至于經史百家、詩詞歌賦，作者也是諳熟在胸的，往往信手拈來，為筆添彩。除用典用事外，如《雙髻道人》篇就化用了《孟子》的《齊人有一妻一妾章》的細節描寫。雨窗氏序說：“若其筆墨之妙，則非指非馬，超乎無際，得漆園吏神髓。”本書的確喜用《莊子》式的語言，在說理處，還頗有辯證色彩(如《人同》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本書多用工筆來寫。由于作者閱歷豐富，體察入微，往往寫得“傳神阿堵”，“氣韻生動”，確實達到了“特可觀”的地步。對于自然景觀，朔方景物、園林風光等，多通過作者或書中人物的感受或遭遇而加以描寫，因而令人感到親切逼真，如《蜃氣》、《怪風》、《人同》、《邱生》等篇就是這樣。至于對人情世態的描寫，有不少篇章確實寫得“細微曲折，摹繪如生”。如《三官保》篇寫京師市井流氓比武斗狠的場面，令人驚心駭目。《趙媒婆》篇寫媒婆善于揣摹他人心理，巧于辭令，也使人如見如聞。下面是寫吸煙的一個例子：

會(江)澄以事早見王(江澄的舅母)，王尚未起。女(倩兒，江澄的表妹)亂頭立欄畔，吸煙看花。澄覷便求哺，女他顧不理，澄突前捧其頸，強接其吻，不意為春蘭(丫鬟)所見，潛告王。王怒呼女至榻前詰之，女不承，曰：“誰其見之?”王曰：“春蘭親見，無恥婢尚口辯耶?”女頸赤面赪，轉背欲淚，罵春蘭曷故妄傳飛語。蘭含笑而跪曰：“無事，奴敢妄言耶?姑扶欄吸煙，四郎至，求哺良久，姑乃三哺之。無事，奴敢妄言耶?”女羞憤至極，掩面大慟。王召澄，澄已逸去矣。蕭(澄母)聞之，亦怒告江翁(澄父)，撻澄數十，不許復至舅家。女恚甚，哭一日，不食。王氣平，愛女之心復熾，密令他婢，私往勸慰。女皆不應，是夜竟投繯。(《倩兒》)

吸煙不過是生活中的一件平常的事，但這里卻寫得頗具特色，并有豐富的藝術內涵。通過這一細節，不僅推進了情節的展開，而且把一些人物的情態、心理和性情也都寫出來了。單就主要人物的心理狀態說，則是步步繃緊，終于釀成巨變。倩兒并不是輕佻的、不懂分寸的女孩子，她的被責是冤枉的。了解了這一點，對于寫到的一些人，特別是其母王氏、丫鬟春蘭的性情，便會有更深的理解。通過這一細節的輻射性的描寫，既反映了當時一些人的命運，也以小見大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文化大環境。這一小段并不是書中最精彩段落，但大體上也可以看出本書在描寫世情、人物方面的藝術特點。

本書對后世的小說創作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如許奉恩的《里乘》、須方岳的《聊攝叢談》等，無論在思想傾向方面，還是在藝術風格方面，都與本書十分相近。鄒弢的《澆愁集》一書中的許多細節描寫，都是摹擬本書的。《夜雨秋燈錄》也受到本書的某些影響，如其《鐵鎖記》篇即是據本書《米薌老》篇改寫的。袁枚《子不語》中有《喀雄》、《淘氣》等十余篇是據本書縮寫的。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曾多次提到本書，并連同《聊齋志異》等書一起，不指名的批評本書描寫房幃之事“點綴敷衍，宛如目睹”，是一種罪業。這種指責，如果指的是那種猥褻的、污穢的描寫，不能說毫無道理;如果指的是必要的、正當的藝術描寫，那就未免顯得迂腐了。就本書來說，關于這方面的描寫，基本上屬于后者，屬于前者的只是個別的，極少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