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燈新話》解說與賞析

瞿佑

《剪燈新話》是明朝初年產生的一部傳奇小說集。這部著作共載傳奇小說4卷二十篇，附錄一篇。其中一部分描寫神仙鬼怪，另一部分直接取材于元末現實生活。

元朝的蒙古貴族統治具有空前的落后性、瘋狂性和野蠻性，貪官污吏遍布朝野，冤獄冤案比比皆是，民族壓迫和階級剝削十分殘酷，勞動人民陷入了“想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悲慘境地。至正四年(1344)，旱災、蟲災大作，瘟疫流行，百姓餓死，病死的不計其數。至正末，農民暴動紛起，各路起義軍擁兵據地，攻城殺吏，天下大亂。這一大動亂的社會現實，給小說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明朝建立后，社會出現了安定局面。一方面，統治階級對農民實行了一些讓步政策，采取了一些鼓勵生產的措施，使封建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另一方面，明太祖朱元璋陰狠猜忌，大肆殺戮功臣，還大興文字獄，屠殺了一大批知識分子，企圖杜絕文人對時政的批評。在嚴刑峻法面前，一些文人為了避免與統治者直接抵牾而招來殺身之禍，便追摹唐人，寫起閨情艷遇、鬼怪神仙的傳奇小說來。《剪燈新話》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

瞿佑(1347—1433)，字宗吉，號存齋，錢塘人，少有詩才。明太祖洪武年間歷任仁和、臨安、宜陽等縣訓導，后升任周王府右長史。明成祖永樂六年(1408)，因詩禍下獄。永樂十三年(1415)謫戍保安(今河北懷來一帶)。仁宗洪熙元年(1425)，經英國公張輔奏請赦還，在英國公家主家塾，三年后放歸。宣德八年卒，享年八十七歲。瞿佑一生著述不下三十余種，但大多亡佚。現僅存《剪燈新話》、《歸田新話》、《詠物詩》等數種。

瞿佑生活在元末明初，一生坎坷。元統治者的殘酷壓迫、野蠻掠奪和元末的社會動亂，他都親身經歷;明初的文禁，他更有直接的感受。這些都為他創作《剪燈新話》奠定了生活基礎和思想基礎。

《剪燈新話》共二十一篇作品，其中以描寫婚姻愛情和暴露社會黑暗、抨擊豪強勢力的篇什居多，價值也比較高。

書中描寫婚姻愛情的作品共九篇，這些作品無論描寫人與人的婚姻，還是描寫人與鬼的愛情，都從不同角度暴露了封建勢力扼殺愛情、破壞美好婚姻的罪惡，贊揚了青年男女為追求自由愛情和自主婚姻的斗爭，表達了作者在婦女問題上的理想和愿望。《綠衣人傳》描寫書生趙源和女鬼綠衣人戀愛的故事。趙源和女鬼綠衣人前世同為南宋權臣賈似道的奴仆，兩人地位相同，命運相同，在多次接觸中產生了愛情。但是，這種純真的愛情在封建官僚的家庭里被認為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是絕對不允許的，當他們的戀愛被別人告發之后，便雙雙被賈似道“賜死于西湖斷橋之下”。當賈的一個侍妾流露出對青年男子的愛慕心情時，說了句“美哉二少年”，就立刻招來橫禍，賈似道把她的頭砍下來示眾，以殺一儆百。綠衣人在人世上沒有愛的權力，死后鬼魂來和她所愛的人相會。起初，趙源不了解綠衣人的來歷，以為是“巨室妾媵，夜出私奔”，當他了解了他就是自己前世所愛并且和自己同遭不幸的人時，激動地說：“吾與汝乃再世姻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之愿。”鬼魂離去時，“源大傷慟，為治棺櫬斂之”。自己投靈隱寺為僧，終身不娶，以表示對愛情的忠貞。

一些作品還揭露了封建禮教、封建制度對愛情的扼殺。《金鳳釵記》描寫了吳興娘的鬼魂對愛情的熱烈追求。吳興娘和崔興哥自小訂婚，由于興哥隨父宦游遠方，十五年不通音信，興娘失去了希望，郁郁成疾，半載而終。興娘和興哥在襁褓中訂婚的，談不上有什么愛情，但既已成約，命運也就安排定了。因此，當興娘到了十九歲，已經超過了當時一般女子結婚年齡的時候，仍然得不到興哥的消息，她絕望了，覺得活在世上成了多余的人。因為像她這樣的大家閨秀、官宦之女，再嫁被認為是不貞節的，要受到歧視，于是擺在她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條。然而，她死后并不甘心，趁清明節舉家上冢之機，她的鬼魂便跟了回來，同興哥相會，并深謀遠慮，與興哥私奔他鄉，相親相愛，過了一年夫妻生活。最后她不得不離去時，還用鬼魂附體的辦法，要求父母將妹妹慶娘嫁給興哥，以續前緣。興娘的命運，是封建社會眾多女子的命運，她對愛情和美好婚姻的渴望，反映了廣大婦女的共同要求。她以自己的含恨死去，向吞噬她的封建禮教作了血和淚的控訴。《滕穆醉游聚景園記》里的女鬼衛芳華也是生前得不到愛情，死后鬼魂來與人相愛的。作者筆下的女鬼，體態美麗而品格高尚，不僅不令人恐懼，而且非常可愛。這樣美好的女子，前世在宮中做奴婢，二十三歲都不能結婚，只有死后才得到愛情，享受家庭生活的幸福，可見做人不如做鬼。在這里，作品一針見血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惡。

在另一些作品中，作者還以贊揚的筆調描寫了敢于藐視封建禮教的人物。《愛卿傳》里的趙六，出身簪纓之族，擁有巨萬家資，不受貞節觀念的約束，娶妓女為妻。妻子被迫害致死以后，他“撫尸大慟，絕而復蘇”。《渭塘奇遇記》里的王生出身于詩禮人家，外出收租時和酒家女兒相遇，產生了愛情;第二年再次相遇，便自主婚姻，結為夫妻。所有這些，都表達了作者對于男女自由戀愛和自主婚姻的理想。

書中有些作品還描寫了戰亂對婚姻和家庭的破壞，作者對這些青年男女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在元末大動亂中，羅愛愛被元朝地方軍官劉萬戶霸占，自縊身死(《愛卿傳》);劉翠翠為張士誠部將李將軍所擄，郁郁而亡(《翠翠傳》);楊采采與商生避亂分離，音信不通，后來采采嫁人生子，兩人空遺綿綿長恨(《秋香亭記》)。這些青年男女的純真愛情和美好的新婚生活都由于戰亂而遭到破壞，落得個悲慘結局。以上幾篇作品都寫得細膩生動，哀婉感人，在《剪燈新話》中均屬上品。

這些作品還描寫了開明的家長，對他們的尊重、支持兒女自愿婚姻的態度表示贊賞。《愛卿傳》里的趙六，納禮正聘妓女為妻，他的母親不加反對，并和兒媳和睦相處。更堪稱道的是《翠翠傳》中翠翠的父母，他們為了滿足女兒的意愿，在“門戶甚不相敵”的情況下，竟能說出 “婚姻論財，夷虜之道，吾知擇婿而已，不計其他” 這樣沁人肺腑、動人心弦的話，這對處在封建道德束縛下的青年男女，是一個有力的支持。這當然也是作者理想的表現。

上述描寫婚姻、愛情的作品，揭露了封建勢力殘害青年的罪惡，對青年男女追求戀愛、婚姻自由的斗爭給予熱情的贊揚，對他們的不幸遭遇和悲慘命運表示深切的同情。這些作品都突出一個“情”字，這個“情”是和周秦以來的封建禮教特別是與程朱理學直接對抗的。程朱理學要求人們“去人欲，存天理”，把封建倫理道德說成是天經地義的。而“情”則主張擺脫束縛，順乎自然，肯定人欲的進步和合理，帶有個性解放的性質。

《剪燈新話》中有些作品正面揭露并猛烈抨擊了封建官吏的罪惡和腐朽。《綠衣人傳》對南宋權臣賈似道專橫殘暴、草菅人命的兇惡面目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有力的鞭撻。賈似道發現奴婢戀愛，就隨意處死; 聽到姬妾贊美游人，立即殺頭;認為有人作詩諷刺他，便逮捕下獄，充軍遠方。《三山福地志》還揭露了元朝官吏借錢不還、仗勢欺人的丑惡嘴臉。同時對丞相、平章、郡守、經略等官吏搜刮無饜、殺害良民的罪惡行徑進行了揭露和批判。

另有一些作品則以鬼怪世界寫現實社會，在運用影射手法對元朝的黑暗政治進行揭露、諷刺的同時，塑造了一批同惡勢力進行頑強斗爭的人物形象，表明了作者嫉惡如仇的鮮明政治態度。《太虛司法傳》里的馮大異，“恃才傲物，不信鬼神，凡依草附木之妖，驚世而駭俗者，必攘臂當之，至則凌慢毀辱而后已，或火其祠，或沉其像，勇往不顧”。他在掉進鬼谷深坑、落入魔鬼的包圍圈后，仍然頑強不屈，忍受一切痛苦和恥辱，始終不忘復仇，死前還讓家里人把紙筆放在柩中，說要到老天爺那里去打官司：“數日之內，蔡州有一奇事，是我得理之時也，可瀝酒為我賀矣。”充滿了樂觀的斗爭精神和必勝的信心。經過一場惡戰，他終于把魔鬼消滅干凈，取得了最后勝利。《令狐生冥夢錄》里的令狐譔，作詩揭露鬼官鬼吏貪贓枉法的罪行，替窮人鳴不平，觸怒了“權鬼”，被抓到陰曹地府去審訊，他不服，在“自供狀”中進一步揭露了那些有權有勢者“以強凌弱，恃富欺貧”的罪惡行徑，指出那些法律都是為有權有勢的人服務的，它使“貧者入獄而受殃，富者轉輕而免罪;惟取傷弓之鳥，每漏吞舟之魚”。他理直氣壯，義正詞嚴，“自供狀”反而成了“控訴書”，弄得鬼王毫無辦法，不得不承認“令狐譔持論頗正，難以加罪”，只好宣布無罪釋放。《修文舍人傳》寫了一個正直的窮讀書人夏顏，他在人世不得志，死后在冥司卻做了大官。作者通過夏顏鬼魂之口描述了冥司如何公平，“用人必當其才，必稱其職”，“黜陟必明，賞罰必公”，不像人間靠賄賂、門第、外貌等邪門歪道取士，所以人間“治日常少，亂日常多”。這三篇作品都假托陰司，對元朝末年的腐敗政治和明初的文字獄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筆鋒所到，觸及了最高統治者、封建法律和某些政治制度。

明朝初年，統治者壓抑迫害知識分子，大興文字獄，作者有親身體會，他的《剪燈新話》寫成之后，“藏之書笥”，遲遲不敢發表，刊刻時還用“誨淫”、“語怪”之類的話作了一番掩飾。盡管如此，在他死后九年(正統七年)，還是沒能逃脫被禁毀的命運，致使這部書的足本在國內失傳，不得不從日本抄回。

《剪燈新話》二十余篇，多寫元末明初百年之內事，作者面對殘酷的現實，真實地反映了元朝末年的腐敗政治和因此而造成的社會動亂，對明初的文字獄進行了影射、揭露和抨擊，對殘害青年男女、扼殺他們的愛情、破壞他們的婚姻的各種社會勢力表示強烈的憤慨，對青年男女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這些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在肯定這部小說積極意義的同時，我們還必須看到作者的思想局限。由于作者以“勸善懲惡，哀窮悼屈”為宗旨，因此，他實際上并未超越封建倫理道德的善惡觀。作者在《龍堂靈會錄》中抬高伍子胥而貶低范蠡，借伍子胥之口數落范蠡有“謀國之不臧”、“事君之不忠”、“持身之不廉”三大罪狀，依據的完全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道德原則。在《三山福地志》中借庵主軒轅翁的口說：“子一念之惡而兇鬼至，一念之善而福神臨。”又全是消除人民反抗意識的封建說教。一部分作品還過多地宣揚了因果報應思想。此外，描寫婚姻愛情的作品雖具有反封建意識，但一般說來格調不高，多數是“慕其才色”或“一見鐘情”，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礎。《聯芳樓記》之類的作品，格調更低。描寫神仙靈怪之作基本上是模擬六朝以來的志怪小說，沒有多少實在內容。

《剪燈新話》在藝術上的成就首先表現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作者在刻畫人物時善于抓住不同環境中不同性格人物的心理活動。《翠翠傳》中寫金定尋找翠翠，幾經周折，歷盡千辛萬苦，來到李將軍宅第，看到門庭顯赫，便現出戰戰兢兢的樣子，“生佇立門墻，躊躇窺俟，將進而未能，欲言而不敢”。寫翠翠與金定見面，“以兄妹之禮見于廳前，動問父母外，不能措一詞，但相對悲咽而已”。《三山福地志》中還有主人公自實除夕夜盼繆君送米的一段描寫：“至日，舉家懸望，自實端坐于床，令稚子于里門覘之。須臾，奔入曰：‘有人負米至矣。’急出俟焉，則越其廬而不顧。自實猶謂來人不識其家，趨往問之，則曰：‘張員外之饋館賓者也。’默然而返。頃之，稚子又入告曰：‘有人攜錢來矣。’急出迓焉，則過其門而不入。再往扣之，則曰：‘李縣令之贐游客者也。’憮然而漸。如是者凡數度。至晚，竟絕影響。明日，歲旦矣，反為所誤，粒米束薪俱不及辦，妻子相向而哭。自實不勝其憤，陰礪白刃，坐以待旦。”這些描寫相當細致，相當逼真，有力地揭示了人物的內心世界。如果沒有對生活的深刻感受，是無法寫出來的。

其次，這部短篇小說集繼承了六朝以來志怪小說的藝術傳統，描寫鬼魂追求愛情是為了表現青年男女死不罷休的斗爭精神。作者選擇了鬼魂這種特殊身份來描寫，靈活方便，是現實中的人所不可比擬的，因為現實社會中的禮教和法律是管不著鬼魂的，他們不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約束，可以自由相愛，自主婚姻，而這正是封建社會中青年男女夢寐追求的理想。

《剪燈新話》故事曲折，文筆清新，語言優美艷麗，哀婉動人。正如凌云翰在《序言》中所說： “讀之使人喜而手舞足蹈，悲而掩卷墮淚。”

當然，它在藝術上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在一些作品中，作者把人物作為自己的傳聲筒，用長篇議論或說教代替了客觀描寫。有些作品，作者為了顯示才華，插進了相當數量的詩詞柬牘，反而使作品冗雜、板滯，情節拖沓。然而，盡管有這些不足之處，總的說來，在文言小說低潮時期，它仍不失為一部較好的著作。

我國的傳奇小說創作始于初唐，到了中唐，傳奇小說的創作出現了空前的繁榮，不但數量多，而且質量高，產生了《李娃傳》、《鶯鶯傳》、《霍小玉傳》等許多名篇佳作，使小說成為文壇上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裁。唐以后，傳奇小說開始走下坡路，宋人小說缺乏生氣，雖然數量不少，但功力已遠不及唐人。元朝文人忙于填詞寫曲，傳奇小說幾乎無人問津。直到明初，瞿佑才以《剪燈新話》打破了這種僵局。這部著作繼承了唐傳奇描寫現實的優良傳統，使傳奇小說創作在現實主義道路上又前進了一步。它的問世，在當時沉悶的政治環境中引起了無數讀者的喜愛與共鳴，甚至連國子監里的經生儒士也“多舍正學不講，日夜記憶，以資談論”。弄得統治者惶惶不安，如臨大敵。

《剪燈新話》出現以后，仿擬者紛起，永樂年間有廬陵李禎的 《剪燈余話》，宣德年間有趙弼的《效顰集》，萬歷年間又有邵景詹的《覓燈因話》相繼傳世。這些作品便成了溝通唐傳奇和《聊齋志異》 這兩個高峰之間的橋梁，在小說史上有著一定的地位。《剪燈新話》中描寫婚姻愛情的作品，如《金鳳釵記》、《聯芳樓記》、《滕穆醉游聚景園記》、《牡丹燈記》、《渭塘奇遇記》、《愛卿傳》、《翠翠傳》、《綠衣人傳》等被收入《艷異編》、《情史類略》等小說類編。其中一些作品對白話小說和戲曲也有很大影響，如《金鳳釵記》、《翠翠傳》被明末小說家凌濛初改寫成白話小說; 這兩篇作品和《渭塘奇遇記》、《綠衣人傳》還被一些戲曲作家改寫成雜劇、傳奇和地方戲曲。《聊齋志異》也從《剪燈新話》中汲取了營養。《剪燈新話》傳到日本，受到日本讀者的喜愛。

《剪燈新話》的版本較為復雜，其原刻本的刊刻時間尚不能確定。根據有關材料，我們知道《剪燈新話》在洪武十一年(1378)就已編訂成帙，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還有人為該書寫序(今見凌云翰洪武三十年序時間有誤，當為洪武十三年)，可見，該書當時還處在傳抄階段，并未付梓。其出版時間約在洪武末至永樂初。據高儒《百川書志》卷6記載，《剪燈新話》共4卷二十一段(即二十一篇)，與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卷數篇數相同。1958年上海圖書館發現了該書明末福建建陽版的殘本，可見該書明末尚有足本刊刻。但長期以來《剪燈新話》全本在國內已失傳。1917年董康據日本足本翻刻，《剪燈新話》始重歸故國。民國二十年(1931)上海華通書局以鉛字排印。民國二十五年(1936)鄭振鐸編刊《世界文庫》，把《剪燈新話》和《剪燈余話》收入第6至第9冊。1957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剪燈新話》校注本(周夷校注，附《剪燈余話》和《覓燈因話》)，1981年又將該書再版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