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點頭·王孺人離合團魚夢》解說與賞析

這篇小說載于《石點頭》第10卷，是一篇極富人情味的小說。小說通過一對夫婦的悲歡離合，歌頌了真誠執著的情感與成人之美的品德，鞭撻了社會惡勢力的奸詐兇殘。作者并不拘泥于嚴格的貞節觀念，對婦女的所謂“失節”采取了較為開明通達的態度，因而，較之同類作品，其識見要高出一籌。

這篇小說的本事出自洪邁的《夷堅丁志》卷11《王從事妻》條，馮夢龍又將它收入《情史》卷2。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中《顧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會芙蓉屏》一篇的入話也敘此故事。洪氏原作僅有四百八十多字的篇幅，敘王從事失妻后在衢州復與妻團圓。席浪仙將他敷衍成一萬七千字，其情節的跌宕起伏，描寫的細微傳神，都是原來的記述所無法比擬的。整篇小說的情節采用層遞發展的結構方法，每一段都有一個中心事件，都展現出矛盾的產生、發展及解決的三步曲。由此而生懸念迭起、高潮接踵的強烈的藝術效果，頗能扣住讀者的心弦。本篇小說可劃分為三個段落。第一段由喬氏之被拐而引發出她的抗爭，以賣與王從古為妾作為矛盾的暫時解決。第二段寫喬氏思念故夫，王從古悉心為之尋訪，終以夫婦破鏡重圓作結。但家仇未報，元兇未擒，故第三段續寫巧破趙成一案，歹徒伏法，家仇得報，也為地方除去一霸，全篇圓滿結束。這樣的情節安排體現出作者嚴謹的整體構思。作者巧妙地運用金簪這一“道具”將人物與事件前后貫串起來，使之成為一個整體。這只金簪原是王從事當初行聘喬氏之禮物，上有“王喬百年”四字，喬氏極其珍愛。在她反抗歹徒趙成而哭鬧時，頭發散亂，金簪掉落，她急忙拾在手中。在趙成欲施暴行時，她用金簪刺入他的右眼，這一刺為兇犯留下了一個標記，也打消了他占有喬氏的念頭，為下面的情節發展提供了合乎情理的依據。后來趙妻在勸她改嫁時，發現了她頭上的金簪，趙妻乘其不備，搶奪而去，這就為下面的破案伏下了一筆。金簪被奪，喬氏悲痛欲絕，哭得矇眬睡去，引出團魚夢中顯靈的情節。團魚對她說了一段隱語，隱含了后半部分發生的事件。夢醒之后，她自忖：我丈夫平時愛吃團魚，我常時為他烹煮，莫非殺生害命，至有今日夫妻拆散之報?” 這就為她以后有心烹制團魚，故夫見魚而感懷，終致夫妻團圓埋下了伏筆，前后映帶，妙合無間。用某件事物或某個人物將情節與人物貫串為一個整體，這是古代小說與戲曲中常用的一個手法，金圣嘆在評點《水滸傳》時稱此種事物或人物為“金鎖”，用它可以將各條“孽龍”(作品中的人物)鎖在一起。

作者在安排本篇的情節時，還注意其間節奏、情調的和諧對比，使人在閱讀中獲得張弛疾徐相諧的審美快感，這也是作品構成中的一種形式美。如第一段寫喬氏被趙成拐騙，陷入虎口，頓生一種緊張氣氛。接著寫她抵死抗爭的剛烈之性，大鬧趙成之家，直至手刺其眼，真如急風驟雨，橫掃而來。第二段寫喬氏再嫁王從古后，情調顯得迂徐舒緩。喬氏幸運地遇到了一個善良正直、知書達禮的讀書人，她的生活也就暫時安頓了下來，王從古為她留意尋訪故夫，終于如愿以償。整個過程寫得從容不迫，如流水潺湲。第三段破案，主要寫對簿公堂的場面，唇槍舌劍，活現出公堂上的肅殺緊張氣氛;審案過程中，王從事步步進逼，終于使元兇巨奸原形畢露。全篇小說的情節處理得跌宕起伏，極富節奏感。正如金圣嘆在《水滸傳》第3回的夾批中所說：“夫千巖萬壑、崔嵬突兀之后，必有平莽連延數十里，以舒其磅礴之氣;水出三峽，倒沖滟滪，可謂怒矣，必有數十里迤邐東去，以殺其奔騰之勢。” 又如金圣嘆在分析《三國演義》董卓大鬧鳳儀亭一節時指出：“前卷方敘龍爭虎斗，此卷忽寫燕語鶯聲，溫柔旖旎。直如鐃吹之后，忽聽玉簫;疾雷之余，忽見好月，令讀者應接不暇。”這是傳統的小說美學中經常探討的一個問題，前人多所論及。

為造成文情的搖曳多姿，第二段中有意運用了情節延宕的技巧，迤邐寫來，峰回路轉，而不是開門見山，一覽無余。如王從古詢問喬氏憂悶之原委，喬氏欲說還休，并未全部吐露真情，后又在書房壁上題詩，王從古見詩后揣摩其意，向喬氏表示要使其夫妻重圓，喬氏跪謝。接著寫二王之交往，并不急于寫夫妻相認，而是從容不迫地寫他們游山賦詩，飲酒賞花，王從古從旁觀察，以探虛實，一步步解開其身世之謎。讀者急切想知道人物的命運，而作者偏要曼聲長語地交代其中的曲折過程。特別是王從古攜回詩箋后，并不直接告訴喬氏，而是故意置于案頭，靜觀反應，待喬氏認出筆跡與姓名后，他又從旁調侃：“你莫認差了，王教授說，祖籍汴梁，其實三代住在潤州。”喬氏說筆跡不會有假，他就說：“這是他書手代寫的，休認錯了。”喬氏道：“他是教授，到有書手代寫。你是一縣之主，難道反沒個書手，卻又是自家親筆?”喬氏反應敏捷，王從古似乎要無言以對了，不料他又想出一招，笑道：“這又有個緣故的，那王教授右手害瘡，寫不得字，故此教書手代寫。我手上又不害瘡，何妨自家動筆。”說得喬氏將信將疑。王從古表面上戲言一番，心中卻更加敬佩她的情真意切。這一處閑筆為小說平添了幾分情趣。作者之運用延宕手法也與塑造王從古沉穩心細的性格有關，不是故意賣弄關子。尤其最后寫夫妻團圓，不是簡單地將喬氏送還，而是寫王從古為保全雙方的體面，以告病歸田，暗中送還喬氏，了結這段緣分。他對王教授說：“我與老先生同在地方做官，就把尊閫送到貴衙，體面不好。小弟以同官妻為妾，其過大矣，然不覺，方為美算。”這最后一筆猶如武夷九曲的最末一曲，再次寫出了王從古實陷于不知。……待小弟出衙之后，離了府城，老先生將一小船相候，彼此與人為善、深細周全的性格，頗為精采，它與小說最后對金簪的處理有異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見，此段的行文猶如庭院深深，曲徑通幽，令人有流連不盡之妙。

這篇小說的人物描寫也是頗為出色的，這里僅就小說的心理描寫略作評述。這篇小說著力描寫的是人物命運的變遷，尤其是女主人公喬氏，從身陷虎口到被迫改嫁，再到破鏡重圓，在這命運的播弄中，她的內心有著難言的隱痛與復雜的情感活動，小說對此有生動的展現。譬如喬氏得知要將她轉賣為妾時，通過內心獨白表現了她忍辱偷生，將計就計，先脫離虎口，再伺機報仇的心理活動。再如她在案頭得見故夫的詩箋后，小說對她的心理活動有多層次的剖析。她一眼認出這是丈夫的筆跡和姓名，“這不是我丈夫是誰，難道汴梁城有兩個王從事不成?”又想道：“我丈夫出身貢生，今已五年，就做衢州教授，也不甚差。難道一緣一會，真正是他在此做官?”又想道：“他既做官，也應該重娶了。今看詩中情況，又怨又苦，還不像有家小。假若他還不曾娶了家小，我卻已嫁了王知縣，可不羞死?總然有后來相見日子，我有甚顏面見他?”喬氏“心里想，口里恨，手里將胸前亂捶”。如此生動傳神、細致入微的心理描寫，標志了擬話本創作技巧的長足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