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研究·詩學概念·文氣
與詩學有關的文論概念。主要指行文的氣勢、力度和感人的內涵、力量。但在古文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其理論內容也是不斷變化而逐漸豐富的。所謂“氣”,原是古代哲學的一個范疇,指宇宙本體萬物的本原。《莊子·知北游》:“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通天下一氣耳。”由宇宙本體之“氣”引申出人的血氣之氣、氣質之氣和作為內在精神力量的氣。專稱精神力量為“氣”始于孟子,《孟子·公孫丑上》云:“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這種氣,“配義與道”,“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他并沒有直接說明養氣與知言的聯系,但是后人卻受其啟發而溝通二者。唐代韓愈提出的文氣說,繼承并發展了孟子的理論,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這里的“氣”主要是指行文的氣勢。但是這種氣勢是來自作者主觀的精神力量。韓愈說自己創作行文時,“浩乎其沛然”的力量,主要產生于長期的主觀修養,即“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的結果。宋代蘇轍則進一步發展了孟子、韓愈的說法。他在《上樞密韓太尉書》中說:“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養氣”不僅指內在精神的修養,而且進一步強調生活實踐,即聞見閱歷的作用。而所謂“文氣”,也被確指為人的精神力量的物化形態,即文章的風格、氣勢,感染人、說服人的內在力量和語言文字形式了。另一種文氣說,則較側重于文藝家先天的稟賦,著重討論文藝家先天稟賦的精神、氣質同文藝作品的藝術風格、審美特征的關系。專門從作家的先天稟賦、精神氣質著眼論作家、作品的一派,始于曹丕。其《典論·論文》云:“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又說“徐幹時有齊氣”、“孔融體氣高妙”。這都是說人先天的精神、氣質稟賦決定了作品的藝術風格。后來,劉勰《文心雕龍·體性》中,進一步闡發了這一思想。他說,作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又說:“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不過,他說的決定作品藝術風格的“氣”又兼有了生理性的“血氣”之氣,精神性的“志氣”之氣和心理性的“氣質”之氣。例如他說:“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性情。”就兼有上述三種意思。因此,他講“養氣”就不是單純強調“配義與道”的道德修養,而兼及生理、心理的鍛煉。因此主張“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舍,勿使壅滯……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倦;常弄閑于才鋒,賈余于文勇,使刃發如新,湊理勿滯,雖非胎息之邁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養氣》)。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劉大櫆,則把以上的兩種文氣說,予以綜合并抽象化了。他用一個“神”字不僅統括了前人所說的血氣之氣,氣質之氣,精神之氣,而且兼攝其作品本質特征。他說:“行文之道,神為主,氣輔之。曹子桓、蘇子由論文以氣為主,是矣。然氣隨神轉,神渾則氣灝,神遠則氣逸,神偉則氣高,神變則氣奇,神深則氣靜,故神為氣之主。”他這里所說的:“氣”則近乎專指作品內在的氣勢、力量、審美特征。由于這樣理解“文氣”,所以劉大櫆一方面把文氣說抽象化了,另一方面又把文氣說具體化了。他指出:“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字最粗處也……神氣不可見,于音節見之;音節不可見,以字句準之。”“文氣說”發展到這里,虛實結合,精粗融貫,其理論形態可謂完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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