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宋惠蓮》解說與賞析

在《金瓶梅》中，宋惠蓮從第22回出場，到第26回就死去了，她的故事只是一段插曲，像《紅樓夢》里尤三姐的故事一樣。但作者不僅把這段故事寫得真實生動，而且能使讀者由此掂出生活的重量，其對人生的認識和理解，對人性的揭示和剖析，尤耐人咀嚼，并因此使宋惠蓮這樣一個卑微的人物，一部大書里的配角映射出美學的光輝。

宋惠蓮十多歲時被賣到蔡通判家當丫頭，后來因為一樁與男女風情有關的丑事，被攆出蔡家，嫁給了廚役蔣聰。不久，一場小小的爭端釀成動刀毆斗，酗酒的廚役死于非命。惠蓮因請西門慶的干仆來旺兒轉求西門慶，報了夫仇后就改嫁了來旺，進了西門慶的家，成了下人媳婦，其實，早在她還是廚役妻子的時候，就暗中與來旺有勾搭。在西門慶家，“看了玉樓、金蓮等人打扮，他把髢髻墊得高高的，梳得虛籠籠的頭發，把水鬢描得長長的，在上面遞茶遞水，被西門慶脧在眼里。”并很快和主人接上關系，做了西門慶的姘婦。對我們這些習慣以道德眼光看人生，并且很知道中國小說人物類型特點的讀者，很快就會作出判斷，作者是在向我們介紹一個水性楊花的女人，一個“淫婦”，又一個潘金蓮——作者開始也確實把她寫得像一個潘金蓮的影子，“性明敏，善機變，會妝飾”，“嘲漢子的班頭，壞家風的領袖”，“小金蓮兩歲”，“比金蓮腳還小些兒”，甚至她原來的名字也叫“金蓮”，只是到了西門慶家稱呼起來不便，才改名為“惠蓮”的。

這個女人是那樣的貪財愛勢，輕佻淺薄。搭上了主子第二天早上就急不可耐地顯示自己的得意。她自以為和別的仆婢已經不同，于是踐踏和自己“都是一鍬土上人”的下人、媳婦。元宵那天西門慶家飲合歡酒，她竟給了自己一個主仆之間的位置。她是那樣輕易地忘記自己的身份，“仗著西門慶背地和他勾搭，把家中大小都看不到眼里，逐日與玉樓、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春梅在一起玩耍”。在花園里和她們一道打秋千，在房屋里看她們打牌，還插嘴發表意見，元宵節也跟人家去走百病，看放花炮，和陳經濟打情罵俏。

宋惠蓮的表現，連西門慶家里玳安、平安那些見慣了骯臟和丑陋人色的家僮都瞧不起，受過她傾軋的來保媳婦惠祥更是把她罵得狗血噴頭。宋惠蓮自己把自己搞得一團糟，使人們有充分的理由認定她是一個墮落無恥的下賤女人。不過，在《金瓶梅》里，這只是宋惠蓮故事的上半，到第26回作者寫到“宋惠蓮含羞自縊”，每個讀者卻不免大吃一驚。

原來西門慶是把來旺派往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衣服趁機和宋惠蓮茍合的，現在來旺辦完事回來了，他從孫雪娥那里得悉妻子不貞，又知道潘金蓮包庇他們的偷情。來旺怒打了惠蓮，這當然不是什么要緊的事，但他醉后罵了潘金蓮，還揚言要殺西門慶，這就把問題搞大了。潘金蓮決心要害來旺，宋惠蓮雖然極力庇護自己的丈夫，但終究未敵潘五兒。來旺被誣陷入獄，雖有個叫陰騭的官員出于惻隱，使來旺兒保全了性命，到底還是被打了一頓，流放出去。這些本來是瞞著惠蓮的，后來有人說漏給她，她大哭起來，哭了一回就取了一條長毛巾在臥房門楹上自縊。第一回她沒有死，被人救下來。以后她果然不再理西門慶，也不要西門慶的東西，并最終還是吊死了，作者帶著嘆惋的口氣說這是“世間好物不堅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若按中國舊時的等級和傳統的道德觀念，宋惠蓮無疑屬于那種卑賤的女性，以往和以后高雅的中國文學是不屑把她這類人作為描寫對象，當我們讀著《金瓶梅》對宋惠蓮平凡的人生歷程繪聲繪色的描寫時，我們體味到了作者對人的一種新態度。作者不時用嘲笑的筆調諷刺他的人物，使她難堪，那是因為鄙夷她的行為，揭露她的弱點，但絕不因此丟掉自己對人的同情和尊重。他的筆對人絕不過份刻薄。比如他寫宋惠蓮很美，美到使西門慶一家上下的女人都側目和妒忌，雖然這里面包括搔首弄姿的成份，但一個人不是天然麗質，僅僅是搔首弄姿大概不會使人妒忌，丑女人的過火表演只能令人厭惡或感到可笑。她的外貌如何，我們不甚清楚，作者卻向我們炫耀過她的體態，合府女人都沒有她蕩秋千蕩得好，“那秋千飛起在半天云里，然后拖地飛將下來，端的卻是飛仙一般，甚可人愛”。窮人家出身的文盲，文化修養談不上，可聰慧并不缺少：看牌比誰都快;伶牙利口，俏皮話兒特別多;只用一根木柴，就能很快把一個豬頭燒得皮脫肉化，使吃的人都贊不絕口。貪圖物質、輕賤佚蕩是宋惠蓮表現出來的品質，但那是外在環境和內在本能欲望交互作用的結果，作者對人欲并不抱著否定的態度，因此，對惠蓮的一系列諷刺，實際上只是一種帶著同情的譏笑，“彩云易散琉璃脆”與其說是對其生命的嘆惋，實不如說是對其青春活力、熱情和聰慧的惋惜。作者用他慣用的那種寫實手法慢慢地寫到宋惠蓮的死，使其前后性格形成鮮明的對比，正是這種運動變化，使人物表現出生命的張力。宋惠蓮之死的直接動因是來旺被害，用她自己的話說是忘不了“一夜夫妻百夜恩”，不過說宋惠蓮的死是出于對來旺的忠貞，當然是迂腐和不切實際的，連西門慶都說：“他早有貞節之心，當初只守著廚子的蔣聰，不嫁來旺兒了。”將宋惠蓮之死歸結為共同生活的窮人與窮人之間相互同情的感情，似乎也不盡然。應該說她的死是其所處復雜社會關系及其內心深處諸多心理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我們看到作者多次寫到她“臉紅”：在藏春塢雪洞里和西門慶過夜后出來，“看見潘金蓮，把臉通紅了”，遇見知情的仆人嘲笑，她又臉紅了; 企圖教訓孟玉樓看牌，遭到斥責，她“羞得站又站不住，立又立不住，飛紅了面皮”。這或許正可說明她的道德良心未泯。她的好勝心特別強，自覺不自覺地要和人比高低，當然都是很無聊的事，比如她老是要顯示自己比潘金蓮腳小，甚至在潘金蓮急于勾搭陳經濟的時候，當著潘金蓮的面與陳經濟調笑，有意挫折這個西門慶府中頂尖的女人。一個中國16世紀的仆婦當然談不上高尚的人生追求，但在宋惠蓮輕浮鄙賤的表層性格下難道不深蘊著若干實現生命的本能意念嗎?盡管她所希求的境界是那樣的卑下，使用的手段是那樣的不堪，其胸中卻自有可以歸于理想的意念的動蕩。來旺兒事件的結果，甚至可能有利于她具體目的實現，但因為性格氣質的原因，她由此卻真正嘗到了人生失敗的滋味，深深體會到一種心理上的挫敗，交織于其內心的，或許有對來旺的同情或憐愛，或許有對西門慶的憤恨，或許有對周圍人心險惡的寒心，或許有對自我的認識和悔恨，她的心靈難以承受這些沖突折磨，絕不是外在的壓力和單一感情的驅動，而是心靈的破碎導致了她的自盡。《金瓶梅》中的宋惠蓮故事，是對一種沉重人生的真實描寫，比較起來，《紅樓夢》里鮑二家的故事，只能算是輪廓模糊的復制品。宋惠蓮之死，是其正常人性的最后閃光，其所包含的意蘊，是慣常的思維定式很難全部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