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西安市南門南行,到韋曲,已是長安縣境。再南行,道分為二,一路東到杜曲,是杜甫在八世紀中期居住和吟唱過的地方;一路西到王曲,是二十世紀中期柳青居住和寫作過的地方。這一帶就是少陵原。漢宣帝許后葬于此,其墓小于宣帝杜陵,故名少陵。但人民群眾哪里記得這些,他們只知道這是“少陵野老”、“杜陵布衣”杜甫安家之處,也是“人民的作家”、“土地的兒子”柳青落戶之地。也正是因此,我訪問少陵原。
杜甫居長安有十年之久,起先的幾年居無定所,最后幾年才在曲江南、杜陵西有了固定的居處。后人在這里建有杜公祠。
杜公祠在哪里?我問訊多處,才找到這個所在,原來它在杜曲公路東側的山林中。走上山腰,登上長長的石階,但見依山筑起一道青灰色圍墻,其一端有門,上書“杜公祠”。進得門去,是一庭院,綠蔭蔽天,青苔蓋地,境界清幽。杜公祠的主要建筑物,是迎面而立的正廳,早已陳舊破落,而且門上落了鎖;我走上前去,推了推門,只能從門縫窺見杜甫塑像,在寂靜和塵封中端坐沉吟,這時似乎要起立趨前,迎接我這個遠方的來客。
我既不能登堂入室,就離了正廳,轉入側門,只見廊下立有幾方石碑。據碑文所記,杜公祠是明朝人為紀念“詩圣”建立的,后來屢受兵火毀壞。經過多次重修。全國解放后,重建杜公祠,并在此設立杜甫紀念館,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嚴重破壞,至今還沒有全面修復。
我在庭院中的樹影里徘徊,感嘆杜公祠的零落寂寥。不過又感到,此情此景,倒是適于人們聯想千年前詩人的生活遭際。詩人自云,“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醉時歌》),“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秋雨嘆》),這正是杜甫居少陵時的生活寫照。當時的杜甫是那樣的窮困,他的妻兒從洛陽遷到這里,不到一年就難以生活下去,他只得把家小送到奉先(陜西蒲城)的親戚家寄居。他目擊權貴的荒淫,同情人民的疾苦,自己又有了酸辛的生活實感,因而寫出了一些不朽的詩篇,揭示了“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的現實,發出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自京赴奉先縣詠懷》)的慨嘆。杜甫是人民的詩人。
柳青故居在少陵原下的皇甫村,原是位于村北高處的中宮寺,柳青加以修整,在這里住了十四年,直到“文化大革命”被迫離此??蓢@的是,柳青并不是古人,而他的故居竟也蕩然無存,只剩廢墟一片。與此相連而又高出于此的神禾原,是柳青生前散步和遠眺的地方,后來成為柳青的葬地,立有墓碑。當地人有這樣四句話悼柳青:“扎根皇甫,千鈞莫彎;方寸未死,永在長安。”而柳青自己也曾說過這樣四句話以明志:“襟懷納百川,志越萬仞山;目極千年事,心地一平原。”我立在柳青墓旁,俯視原下的皇甫村和鎬河,展望古老的樊川和終南山,想見柳青之為人。
杜甫于746年到長安時三十五歲,四十歲以后定居少陵時已自稱“少陵野老”;柳青于1952年到長安時三十六歲,當地人們也已尊他為“老漢”了。柳青也確有“少陵野老”豐采,其裝束,神態,和群眾的關系,全然是一老農。當然,柳青所處的時代,所懷的志向,大不同于杜甫。杜甫到長安,就是來到皇帝的身邊,他想要在京城里求得官職;柳青到長安,卻是投身于農民群眾之中,跟他們一起進行改造農村的斗爭。他受到挫折,甚至迫害,但這是在革命過程中經歷的曲折和逆流,和杜甫的遭遇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他在這里寫下的小說,是新時代的“詩史”。
我走下神禾原,進了皇甫村,訪問了幾戶柿樹院,聽人們說起“柳老漢”的事。他們說,老漢生前,是他們莊稼院里的???他們說,老漢的書寫得真,寫出了當年皇甫村由窮變富的情景,不過到后來,又是“大躍進”,又是“文化大革命”,光景又不行了;他們還說,柳青要是還活著,就會寫新的創業史,因為近幾年來,皇甫村實行了生產責任制,又由窮變富,蛤蟆灘變成了“興隆坊”。我對這里的人們使用“興隆坊”這個古色古香的名詞來形容和夸贊他們家鄉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新變化和新發展,感到莫大的興趣。唐代的都城長安劃分為“坊”,如大雁塔在“晉昌坊”,小雁塔在“安仁坊”,如此等等;皇甫村的農民稱他們家園為“興隆坊”,可謂古為今用。當然,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現實和前景并不是“貞觀”、“開元”之治所能比的。請看這里的農民,正在以國家和時代的主人的豪邁姿態在耕種稻田,經營副業,興建學校,創造文明,這樣壯麗的現實和雄偉的氣象,應使柳青之靈感到欣慰,也使杜甫詩翁的百結愁腸為之一解吧!
從皇甫村返西安市,路過王曲。這是一個熱鬧的市鎮,曾是柳青常來買日用品和觀察生活的地方。這里有一座醫院,是柳青提供《創業史》全部稿費所建,造福人民,而不為群眾所知。
由王曲北行,至韋曲。1974年秋,柳青曾從西安遷居于此。他本來想要遷回皇甫,但那里的家已土崩瓦解,不能歸去,無奈,只得棲身韋曲。好在這里也是長安縣的農村,離皇甫又只有十五里路,村里常有人來看望他,他又如魚得水,恢復創作生活了。這是十年前的事情。四年后,柳青就與世長辭了。
在一千多年以前,杜甫曾多次到韋曲。其《韋曲二首》有云:“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游何將軍山林十首》(山林在韋曲西塔陂)之二有云:“百頃風潭上,千重夏木清。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逼湮逵性疲骸笆K疁S江破,殘山碣石開。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闭媸呛镁昂迷姟N衣巾f曲街頭,猶自感謝老杜詩篇,助我游興,啟我情思。
1984年8月5日
(1984年《散文》月刊第11期)
賞析這是一篇游記小品,游訪引發聯想,游興伴出情思,在對少陵原的訪問中,以流動的筆觸,彈奏出人民作家與人民共命運的心曲。作為游記,標題用“訪”而不用“游”,突出了題旨。
本篇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布局講究,雖以游訪全過程來結構全篇,但于起承轉合間,使文章從內容到形式都顯得既完整嚴謹而又自然流動。
先從訪少陵原的因由寫起。少陵,是因漢宣帝許后葬于此但其墓又小于宣帝杜陵而得名,但作者游訪此地,是因為這里是“杜陵布衣”杜甫安家之所,也是“土地的兒子”柳青落戶之處,此地人民永遠懷念他們。如此開宗明義,奠定了全篇的思想基調。
接著,兩條游訪線索分別而又交織展開,并引發聯想,用鮮明的對比手法,分別記敘了古今這兩位作家的生活和創作。盡管他們所處時代、所懷志向不同,遭遇也不可同日而語,而且一位寫詩,一位寫小說,但他們都是人民的作家,卻寫了“詩史”。這正是作者馮健男將兩位遠距千余年的名家相提并論的契合點。當然,誰又能不認為這也正是他本人的情懷呢!
這里特別值得欣賞的是這種對比手法,運用得獨具匠心。首先,這種對比,落筆于相同與不同處,出入于現象與本質間,但最終殊途同歸,歸于他們都是人民的作家,開拓了作品的意境,深化了思想內涵;其次,這種對比,縱深于古今,上下千余年,使作品充溢著悠悠古韻,又飽含濃郁的時代氣息,畢竟,追懷往古,還是為了歸意當今。
韋曲,是杜、柳二人都曾到過的具體地方。游訪者從這里分別走到了杜曲和王曲,之后又回到這里,意味著全篇就要結束了。作者用杜甫在韋曲創作的詩句作結,合情合理,不僅使我們讀者和他本人一樣,游興情思陡增,而且使文章余韻曲色,令人回味無窮,增加了本篇作為游記的雋永流動感。
到此,我們也已欣賞到本篇另一鮮明的特色,那就是其中的考據和引詩用典,不是生拉硬扯貼上去的,而是游訪中一步步踏出來的,聯想中一環環感受出來的,既突出了風物特征,增添了地方色彩,又開闊了全篇意境,加深了筆端的詩情,而作者片言警策的穿插,令全篇生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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