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文學與宗教、哲學·理學與元代各體文學·理學與散文

與唐宋散文相比，元代文章最突出的文風追求是文、理融會。元代散文，是在反思宋文之弊中發展的。一般認為，宋代文弊的根源之一，是理學、文章之判為專門。于是文理融會成為元代散文帶傾向性的追求。這在上文已經論及。元代的理學家和文章家都批判宋代的文、理割裂，這似乎是一致的。但細分起來，還是有理學家的批判和文章家的批判之不同。吳澄可代表理學家的批判，他對宋末元初文章家批評理學壞文進行反批評說：“誰謂儒者之文不文人若哉!彼文人工于詆訶，以為洛學興而文壞。夫朱子之學不在于文，而未嘗不力于文也。”他表示，儒者之文應具備“韓柳歐曾之規矩也，陶謝陳李之律呂也”^①。劉壎則可代表文章家的批判，他批評理學中人“謂性外無學，其弊至于忘道、忘藝，知有語錄而無古文。始欲由精達粗，終焉本末俱舛”(《隱居通議》卷一七)。可見，雖然理學家和文章家都主張融會文理，但他們對宋代理學、文藝之判為專門問題的看法并不同，倡導文理融會的出發點和具體主張也不同，也就是說，他們對于文章的特點與風格，是有不同追求的。由于追求的不同，形成了學者之文和文人之文的不同特點。理學家與文章家的這一同與不同，使得元代散文作家隊伍大別為兩類，即分別有一批精通理學的文章家和一批擅長文辭的理學家組成。這是元文作家隊伍構成的一大特點。

元人對于散文風格的追求是多元的。其中最有影響者，就其最突出的代表論，是前期北方之主雄健，和中期南方之主平和。主雄健者重氣，主平和者重理。一般認為，主雄健重氣為宗唐，主平和重理為尊宋。一般說來，主雄健者文章家色彩濃一些，主平和者理學家色彩濃一些。當然，這只是相對而言。

主雄健者最重要的代表應為姚燧、張養浩。張養浩評姚燧之文：“才驅氣駕，縱橫開合，紀律惟意。”說他“每有所述，于醼酣后，岸然瞑坐，辭致砰隱，書者或不能供;章成則雄剛古邃，讀者或不能句。尤能約要于繁，出奇于腐，江海駛而蛟龍拏，風霆薄而元氣溢。森乎其芒寒，皜乎其輝燁”(《牧庵姚文公文集序》)。張養浩贊賞這樣的文風，也追求這樣的文風。富珠里翀為其文集作序就說：“牧庵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奮而宗之，卓然而成。如云莊張公，其魁杰也。”評張養浩之文：“淵奧昭朗，豪宕妥帖。其動蕩也云霧晦冥，霆砰電激;其靜止也風熙日舒，川岳融峙，綽有姿容。辟翕頓挫，辭必己出。讀之令人想象其平生，千載之下，凜有生氣，不可磨滅。”(《歸田類稿序》)將張養浩之為文與為人聯系起來。南方文人中，江西的劉將孫、浙東的吳師道都主雄健。吳師道將張養浩立朝的剛正之氣與為文的浩然之氣相聯系，認為兩者的關系是：“夫其養充而氣完，然后理暢而辭達。”張養浩朝中上書，“力詆權奸”，“犯顏攖鱗”，“其剛大之發，沛然而莫之能御者，豈一日之致哉”!由敬仰其作風而贊賞其文風。元初江西作者尚沿宋代江西派余波，文主險厲，以氣相尚，與北方作者聲氣相通。劉將孫作為代表，他也是姚燧的仰慕者。其《與牧庵姚參政書》說：“士之求知者，特怵于勢利而失其所從，論卑而氣弱，雖賢者不免。”他將韓愈與三蘇比較：“韓退之最號倔強，而光范之書，幾若無具，其間顧慮纏綿，雖辭華亦不復競。惟三蘇驟起，雖不免于科舉之累、進取之望，而恢疏慷慨，猶未失斯文浩然之氣。”然后說到姚燧之文：“私以為明公之雄于文，皆其氣足以充之也。”以其草書形容其文：“縱橫浩蕩，奇詭變化，不可以意測，不可以跡泥。”“不懾、不疑、不膠、不撓，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望之若槎牙洶涌，而識之者行云流水不足以喻其順。”主雄健之代表文家還有元明善。他曾批評虞集之文“無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異”(歐陽玄《虞雍公神道碑》)。他也是元代前期文壇很有影響的作家。

就作家主體看，主雄健者為文，不怵于勢利，不計或無須計一己之利害。如姚燧、張養浩之以剛正立朝，或如劉將孫之不求仕進。在朝者多為北人，他們在朝尚無南方文人那種“疏遠之臣”的壓抑，又有一種拯救斯道、拯救斯民的責任感，又受了金末以來宗唐(實為宗韓)文風的影響。在思想上，他們多有回歸傳統儒學的傾向，而且許多人仰慕孟子，如張養浩字希孟，劉將孫名其文集為《養吾齋集》。就文本看，其文章有獻計獻策(如早期姚樞、郝經等人之文)和直言極諫(如張養浩等人之文)的幫忙文章，也有觸及現實反映社會問題的文章。

主平和者最重要的代表是虞集等一批“盛世之文”的作者。元到中期，虞集、范梈等主盟文壇，元代文風丕變。虞集說：“某嘗以為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采隨之。其辭和平而意深長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李仲淵詩稿序》)范梈、歐陽玄等也是平和文風的倡導和實踐者。王禮說：江西自德機范先生“一變舊習，流動開合，舂容條暢”，“類皆和平之音。于是學者翕然從之，遂無復濤怒電蹴，鰲掀鯨吼，镵空擢壁，崢冰擲戟之態”(《陳子泰詩稿序》)。其實，除了“世道升降”、“風氣盛衰”這些政治和社會的因素外，理學對文學的滲透，理學與文學的融會，也是這一文風轉變的重要原因。在同樣追求融會文理的人中，卻有一些人對這種文風趨平趨緩表示不滿。與虞集同是江西人的劉詵就認為文章的追求應是：“期于理之達，神之超，變化起伏之妙，而不盡期于收斂平緩之勢。”他批評一時文風說：“其于文則欲氣平辭緩，以比韓歐，不知韓歐有長江大河之壯，而觀者特見其安流;有高山喬岳之重，而觀者不覺其聳拔。何嘗以委怯為和平，迂撓為舂容，束縮無生意、短澀無議論為收斂哉! ”(《與揭曼碩學士》)

和過去時代一樣，元代散文作家隊伍中也有一批政治家。他們在學術上的主張趨向于恢復傳統儒學，重視經世致用;在文風上的追求，也同樣是經世致用。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抵制過理學對文風的浸透。中國歷史上的許多朝代，立國之初，都要提倡質實的學風和文風。在當時的北方，自金南渡之后，就開始反思金中期虛文無用之弊。金亡之后，這種反思就更深刻。在南方，宋亡之后，人們對宋代道學空談誤國更是猛烈抨擊。所以元之初年，文章的崇實尚用被突出地強調。其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郝經和程鉅夫。郝經作《文弊解》，開宗明義說：“事虛文而棄實用，弊亦久矣!”又說：“天人之道，以實為用。有實則有文，未有文而無實者也。”程鉅夫批評宋末士風“以標致自高，以文雅相尚，無意乎事功之實”。主張應“以實才能、立實事功”(《送黃濟川序》)。認為古文應“該體用，具本末”(《李仲淵御史行齋漫稿序》)。在代仁宗皇帝擬的《行科舉詔》中，他提出了明確的文風要求：“浮華過實，朕所不取。”人們對金宋滅亡的反思尚未終了，而元朝又到末季，一部分進入朱元璋政權的文人又在倡導實用。所以終元之世，這種崇實尚用的精神都以不同的形式或強或弱地表現著。

元代散文這三種文風追求和文風表現，與理學有著不同的關系。

注釋

① 《張達善文集序》,《吳文正公集》卷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