頹城百戰后，荒宅四鄰通。將軍樹已折，步兵途轉窮。吹臺有山鳥，歌庭聒野蟲。草深斜徑沒，水盡曲池空。林中滿明月，是處來春風。唯余一廢井，尚夾兩株桐。

此詩作者元行恭是北齊大臣元文遙之子，在北齊時為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齊亡，西入關，仕于北周，稍遷司勛下大夫。入隋，為尚書郎，坐事徙瓜州卒。其簡傳附見于《北齊書》。文遙，河南洛陽人。早年微賤時，自洛陽移家于鄴(今河北臨漳西南)。北周靜帝大象二年(580)，相州總管尉遲迥起兵討楊堅，兵敗，楊堅焚毀鄴城(時為相州魏郡的治所)，千年名都，化為廢墟。此詩的作年，當是在鄴城被焚以后，或即作于作者以待罪之身遷謫瓜州、途經鄴城時。詩寫兵亂后故宅的殘破荒涼，雖是一家一戶的變化，但在戰爭頻仍的北朝時期卻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從中不難看出戰爭對社會帶來的嚴重破壞。

詩中所寫，時間從入夜之前至明月升起之后；空間由遠而近，自外而內，從大門外一直寫到后花園。

一二句從“頹城”的背景上推出“荒宅”。首句作全景，展示全城的頹敗，次句鏡頭推近，映出荒圮的故宅。“百戰后”揭出城頹的原因，同時也暗示出宅荒的所以然。北朝自北魏分裂成東西魏之后，征戰頻繁，攻城略地，生靈涂炭。鄴城經戰火，劫后余灰自然更加觸目驚心。故一開篇，詩人即感慨系之，長聲唱嘆，以富于歷史縱深感的“百戰后”說城頹，并由此過渡到對荒宅的描寫。“荒”，這是詩人見到故宅的第一個印象；“四鄰通”寫墻倒門壞，是詩人所見的第一眼，是“荒”的一個具體表征。

三四句寫故宅門外景象：門口的大樹已經折斷，通向大門的道路已經壅塞。但并不直說，而是借馮異與阮籍的典故說出。后漢馮異，每當諸將爭論功勞時，態度謙讓，獨倚大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事見《后漢書》。后來庾信在《哀江南賦序》中說：“將軍一去，大樹飄零。”這樣看來，“將軍樹已折”句，不只寫樹折，亦且隱喻人去。曹魏后期詩人阮籍，曾為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世說新語》注引《魏氏春秋》：“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詩中所謂·“步兵途轉窮”，則是指向故宅走去，先還有路可走，后來就走不通了。這兩句寫故宅門外的荒涼，由于借用典故，不僅豐富了詩歌形象，發人想象，而且形成巧妙的對仗，感情反復回蕩，使嘆息之意與傷悼之情顯得愈益凝重深廣了。

五六句寫宅中見聞。宅中廳堂房屋雖多，一概略去不寫，只寫其中的“吹臺”與“歌庭”。想來這兩處連著詩人美好的記憶，因而最為他所關心，其間的變化也最容易觸動他的感情之故吧？“吹臺”，歌吹用的樓臺，當年“歌管樓臺聲細細”之處，如今卻成了山鳥活躍的場所；“歌庭”，演出歌舞的庭院，舊時輕歌曼舞之地，眼下竟變為野蟲聒噪的地方。詩中不說吹臺與歌庭如何頹敗，而其頹敗之嚴重程度，已都包含在“有山鳥”、“聒野蟲”的景象之中。吹臺、歌庭如此，整個住宅的荒涼也就不言而喻了。

七八句，詩人已穿過住宅，進入后園。后園中，昔日曲折幽深的小徑與碧水漾漾的池塘，尚清晰地留在詩人的記憶之中。此刻見到的卻是小徑被茂草所淹沒，池塘也已經干涸。由此不難想見整個后園的變化，定是荒涼已極、不堪言狀了。

最后四句仍寫園中景象。其時已經入夜，抬起頭來，見到林木上灑滿明月的清光，可人的春風正從四面吹來。這明月，這春風，詩人是熟悉的，他還熟悉月下風前后園中幽美的景色，便情不自禁地重又將目光轉向園中。留在他記憶里的花草木石已蕩然無存，映入他眼簾的，只是一口當年灌園用的廢井，以及井臺兩旁的兩株梧桐樹。“唯余”、“尚夾”，以有寫無，愈見后園之空曠荒涼與詩人心頭的寂寞悵惘。從后六句可知，園中的布局是：一條小徑通向曲池，經過池塘前行是一處井臺，臺邊長著梧桐，遠處是一片樹林。原來還有各種花草木石勻稱地點綴于其間。

全詩以“荒”字為根，門前、庭中、后園，無一不荒。樹折、途窮、有鳥、有蟲，徑沒、池空，廢井、雙桐，一個又一個頹敗荒涼的意象匯成一幅荒宅的長軸。以暗中對比寫出故宅的變化，是此詩的基本寫法。詩中所寫，無一不是在昔盛今衰的比較中變化至巨的事物。在用字上，“已”、“轉”、“唯余”、“尚夾”等詞語，也都無一不關合今昔兩面。從結構上看，九十兩句所寫的明月清風，是詩中寫到的唯一不變的自然現象，是冷色的陰暗的荒宅畫面上的一處亮點，但行文上的這一正轉，其作用在于反跌出廢井臺的描寫，是以不變加強對變的反襯。在春風吹拂之中、明月清晰映照之下的廢井與井旁的梧桐，似在憑吊這繁華消歇的后園以至整個故宅，將詩人的無限感慨之情表現得更為深沉也更富于情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