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身說法演義》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吳和友編輯，二十回，成書于1900至1911年間，存鉛印本，未署出版者。

書敘北方名士賈慕誼應上海友人李漱石邀請，前往上海國民報館任主筆。賈慕誼與報館同仁、浙西名士張符生成為莫逆之交，后兩人一同前往美租界采訪文明女總會。文明女總會龍旗飄舞，與會者絡繹不絕; 張符生之中表周梧岡邀請賈、張二人入會，女總會黃體乾會長介紹女總會宗旨。會議開始，某洋裝少年大談妓界婦女似辱實榮，以商業(yè)而兼殖民政策，為女同胞自由之權利; 并號召婦女們踴躍加入妓界，還稱其妻、妹早已實行其主張。周梧岡實南洋密探，奉制軍之命偵查女會虛實，已知其名為文明女會，實為黑道組織，黃體乾即為女盜之首。賈、張二人得知此情，驚詫不已。后黃體乾派人暗殺周梧岡未遂，黃迅速逃遁。文明女會副會長、名妓金菊芳因與人通奸而與觀察吳有恒離婚，她易名金寓，重張艷幟，并欲創(chuàng)辦妓女學堂。賈慕誼應邀為此事出謀劃策，建立坤明女校;妓女鴻云與金寓不睦，遂串通富家子弟阿全利用某報誣陷賈慕誼。后阿全竟得任女校校長，他設計獨吞辦學巨款，但此巨款又被鴻云設計巧取，阿全則幾乎葬身火海。

賈慕誼有感于上海人心險詐，實為魑魅之鄉(xiāng)，遂辭職與張符生隨奉朝命督辦廣西防務的云軍門南下，以贊襄軍務。途中，副將李明忠向賈慕誼講述前督辦邊防的舒公，功在邊陲，卻被文吏誣陷，以致身羈囹圄、冤沉海底之事，賈慕誼嗟嘆不已。云公率官軍至鎮(zhèn)南關接管關防，照會虎視眈眈的法軍，阻止其入關; 張符生與李明忠分別率軍平定柳州、思恩兩處巨匪，局勢穩(wěn)定。匪患雖除，但餉源支絀，軍火缺乏。賈慕誼獻屯田、開礦之策，但被撫軍屬下道員鐵祥阻撓，鐵道員竟欲將礦賣給法國商人開采，以從中牟利;賈慕誼屢次抗辯，又嚴厲斥責法商向他行賄。鐵祥派人暗殺賈慕誼未遂，但東督桂撫會參云公任用私人，敗壞邊防; 朝命將云公革職，交滇督查辦。

賈慕誼和張符生重返上海，莊制軍請賈調查商務，以為振興實業(yè)張本。賈慕誼殫精竭慮，四處考察，寫出長篇報告論述茶絲等業(yè)的興衰原因及對策; 莊制軍閱后不以為然，置之不問。莊制軍心腹道員文又李，廣搜金石文玩，以滿足私欲，以致趨奉者紛至沓來。無賴吳蓮池將美妾贈送文又李，吳竟因此得任洋務局總理。莊制軍昏聵無能，群小弄權，屢屢制造冤獄;莊制軍集資三十萬，原擬墾牧萬頃湖灘地，后卻依屑小之言，將巨資轉作造公園之費用。賈慕誼、張符生屢遭排擠，憤然辭職。賈慕誼后應邀至李漱石家鄉(xiāng)代理小學校長職務，與當?shù)貍鹘淌哭q論種族強弱之說。賈慕誼見歷史教員淺薄無知，教學時信口胡言，遂失望辭歸。賈慕誼返回杭州，見孤山靈隱間洋房櫛比，洋人作威作福，使湖山減色、心境難平，于是心灰意冷。賈慕誼遇友人吳和友，向其傾訴上述五年經歷后，便不知所往。

晚清之際，中國封建主義大廈腐朽已極，覆亡在即;外國入侵，國內動蕩，政治腐敗，官場黑暗。時代的風云變幻，中西文化的交匯、撞擊，使小說創(chuàng)作出現(xiàn)了空前的繁榮景象。眾多的晚清小說均把批判與揭露的鋒芒指向封建統(tǒng)治的腐朽、帝國主義的殘暴及社會現(xiàn)實的混亂不堪，正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 “其在小說，則揭發(fā)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并及風俗。”觀《現(xiàn)身說法演義》 中記述的預備立憲、“賢王”攝政、籌辦自治、請開國會以及徐錫麟之變、熊成基之案，可知所敘為1906至1910年間時事。

《現(xiàn)身說法演義》通過北方名士賈慕誼“南游粵桂，西溯長江”的經歷，揭露、抨擊了當時社會的種種腐敗怪異現(xiàn)象。作者在小說開始即表現(xiàn)了中國近代文明的窗口——上海的現(xiàn)實狀況。賈慕誼蟄居日久，應邀至上海國民報館任主筆，意欲有所作為，但看到的卻是人心詭詐、怪異百出的情形： 文明女會號稱為婦女爭平權、爭自由，其實卻是匪盜組織;洋裝少年口若懸河、侃侃而談，卻是在宣揚婦女均應廁身妓界，以市身賣笑來富民強國之謬論; 名妓金菊芳從良結婚后仍堅持與人私通，據說是“平權主義”，而此后她易名重張艷幟之舉，卻又是為了創(chuàng)辦妓女學校，以求“為妓界放一異彩”。本書對婦女問題的描寫，與晚清的《黃繡球》、《女子權》等小說不同，這些小說倡導婦女解放，號召婦女摒棄千百年來的種種落后習俗，追求男女平權與個性自由，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此類小說多抒發(fā)作者的政治理想，在一定程度上表現(xiàn)了當時婦女解放運動的狀況和變革歷程。另外，本書也與《最近世界現(xiàn)形記》一類小說相去甚遠，此類小說多熱衷于“軋姘頭”之類的“話柄”，實為粗鄙、無聊之作。本書對婦女問題的描寫，只是比較客觀地記敘上海女界當時對自由、平權的模糊認識及由此造成的混亂狀況，在描寫婦女處境與遭遇的同時，也表明了作者的愛憎：賈慕誼欽佩、支持金寓等青樓女子為使不幸的姐妹受到有益的教育而做出的種種努力，蔑視、痛恨妓女鴻云、闊少阿全等視財如命、喪心病狂的丑惡行徑。本書并非專門描寫婦女生活的作品，作者意在通過描寫上海女界的混亂、怪異狀況，折射上海社會的混亂不堪、世風日下、危機四伏的黑暗現(xiàn)實，以期收到窺一斑而睹全豹的效果。

作者將賈慕誼在上海的經歷作為序曲來描寫，而從賈慕誼投筆從戎始，則更加全面地揭開了晚清社會的黑幕。賈慕誼為督辦廣西邊防的云軍門贊襄軍務，并獻屯田開礦籌措軍餉之策; 但是，賈慕誼因與桂撫屬下人稱“野雞道”的道員鐵祥不睦，遂使其努力付之東流。小說對“野雞道”的形象刻劃入木三分：鐵祥原任縣令，他貪暴無道卻善逢迎、工運動; 納資為道員后，屢得升遷，成為撫軍之心腹。鐵祥任用私人、排除異己，使撫軍周圍均成為其耳目; 國人籌辦憲政，桂省設諮議局，鐵祥處心積慮，巧施詭計，終于竊取諮議局總辦之職。最后，鐵祥竟能挾制撫軍。對賈慕誼屯田開礦之策，鐵祥極力阻撓，力主由法商開采桂省全省煤鐵礦;以中法合辦為名，他便可從中牟利。賈慕誼屢次抗辯，并憤然拒絕法商賄賂;鐵祥惱羞成怒，與法商勾結，派歹徒至馬鞍山暗殺賈慕誼。鐵道員的形象在晚清官場中十分典型，正是因為有鐵道員這樣貪贓枉法、見利忘義，出賣國家、民族利益以中飽私囊，趨奉鉆營、殺人害命以維護、擴大自己權力的奸惡官僚，才使得吏治愈加腐敗，政治愈加黑暗。鐵祥的形象與《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 中茍才的形象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鐵祥比茍才的貪欲更深，奸惡更甚。可悲的是，象鐵道員這樣橫行作惡的官吏并非絕無僅有。小說中描寫負責軍糧供應的朱道員，為貪圖重利，竟將軍米三萬余石高價拋售，以致軍需之時，卻無米下鍋。如此貪官污吏作惡多端卻得不到嚴懲，克己奉公、忠心報國者反遭迫害。阻止法軍入關、為廣西邊防立下顯赫軍功的云公，卻因東督桂撫會參而遭革職查辦，重蹈前任督辦邊防終被誣陷、身羈囹圄、冤沉海底的舒公之覆轍。云公面對殘酷的現(xiàn)實悲憤斥問：“似此以功為罪，何以服眾?!予坦懷待人，胸無城府，思與督撫和衷共濟;乃竟嫉功害能，不惜敗壞國家大計，以徇私人!……但不知如朱道鐵道等輩，又將何以處之?!豈天下竟無公理耶?!”云公的斥問，實為作者不平之心聲。在無可申訴的時代，云軍門式的忠臣的結局大多如此; 在封建末世，則更是在劫難逃。

黑暗腐敗的統(tǒng)治使國力衰弱，人民深受倒懸之苦，卻使貪官污吏們生活得如魚得水。上海的莊制軍亦是桂省撫軍一類的好大喜功、昏聵無能之輩，以致群奸擅權，禍國殃民。莊制軍寵信的心腹道員文又李，不識政務、軍事，一味貪嗜金石古玩，群小遂紛紛投其所好：縣令楊某為奪取一尊秦鼎獻給文道邀功，便誣陷收藏者蔣某為革命黨，制造冤案; 無賴吳蓮池獻美妾于文道，竟得充任洋務局總理。莊制軍對如何富民強國不感興趣，但對迫害革命黨人卻堅定不移。伶人出身的制軍親隨堵升陛、謝悅亨二人借徐錫麟之變，鍛煉冤獄，迫害無辜，制軍卻大為稱贊，授予二人軍職。此后，堵、謝二人又借莊制軍嚴令緝捕革命黨之機，率領“偵探隊”四處行兇作惡，并從中漁利。更有甚者，莊制軍竟廢止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墾牧湖灘荒地的計劃，卻聽信文道之言，將三十萬巨資用來修造一極大公園，以贏利肥己。此外，莊制軍雖然請賈慕誼調查商務狀況，但不過是葉公好龍之舉，對賈慕誼的報告置之不問，聲稱報告中之對策 “迂遠難行”。作者通過描寫東督桂撫、制軍道員們的種種卑劣行徑，將晚清的政治腐敗、官場黑暗揭露得淋漓盡致，使讀者看到了黑幕之后的腐朽、丑惡，看到了封建社會的沒落及滿清王朝必然覆亡的歷史趨勢。

在晚清小說中，反映工商業(yè)狀況的作品極少，《官場現(xiàn)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發(fā)財秘訣》等只是部分涉及商界狀況，且主要揭露商人的腐敗;專門描寫工商業(yè)狀況的只有姬文作于1905年的小說《市聲》，《市聲》不僅表現(xiàn)了官場、商界的腐敗現(xiàn)象，而且揭示了中國絲業(yè)、茶業(yè)與洋貨競爭失敗而漸趨凋蔽的現(xiàn)狀，力倡以 “實業(yè)救國”。《現(xiàn)身說法演義》 中對工商業(yè)狀況的描寫與《市聲》十分接近，雖然也屬部分涉及，但對了解當時工商業(yè)的狀況頗有幫助。

賈慕誼從廣西重返上海，應莊制軍邀請調查商務狀況。賈慕誼在與上海商界接觸時，發(fā)現(xiàn)其中頗有欲借振興商業(yè)而自肥者，他們開口“商戰(zhàn)”，閉口 “競爭”，但實為商界之蟊賊。賈慕誼不屑與此輩為伍，遂離滬考查湖州、無錫之絲，松江、嘉定之棉，皖南之茶、通州之布的生產和經營情況，歷時六個月; 后向莊制軍提交了詳細報告。賈慕誼在報告中列舉、分析了絲業(yè)被日本絲擠占市場，茶業(yè)被印度茶擠占市場，洋布傾銷國內市場造成土布滯銷的狀況和原因，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對策： 日本絲適于洋商生產之用，華商應多設經廠，用機器繅絲方能與日絲競爭。但華商苦于資金匱乏，尚無完全之策解決資金問題; 華茶烘焙技術不精，攙雜作偽嚴重，以致洋商改購印茶;華商應努力采用新工藝制茶，提高茶葉質量，珍視茶業(yè)信譽; 美國木棉傾銷中國，織布者多喜用洋紗，而洋布柔細光澤，十分美觀，令土布黯然失色。華商應多設紗廠，生產優(yōu)質棉紗，方能改良土布質量。

賈慕誼關于振興茶業(yè)、絲業(yè)、布業(yè)的對策，頗有見地。茶業(yè)在機器制茶方面發(fā)展迅速，光緒年間已有邵武、永福等地開設茶廠，1914年之后，精制茶工廠的設置更加普遍。1912年前后，因日本手拉絲織機引入中國，使中國機制絲織業(yè)的發(fā)展日益興旺。布業(yè)在二十世紀初因用手拉機代替投梭機使生產效率提高，又因部分使用腳踏鐵木機，遂生產出堅美實用的改良土布。賈慕誼的某些對策，當時某些地區(qū)已經在實施; 有的對策，則預示了未來的發(fā)展方向; 但也有些對策屬賈氏囿于傳統(tǒng)觀念而得出的迂腐之見。賈氏雖認為實行閉關政策勢所不能，但欲增加出口必須抵制洋貨，“洋商所售于我者，奇技淫巧，華麗脆薄，饑不可為食，寒不可為衣。……除槍炮船械尚足供戰(zhàn)陣之用，此外何者為華人必需之物? 而我之所售于彼者，如絲茶油豆之屬，齒革羽毛之類，何一非日用所需?”因此，賈氏號召民眾應按鄉(xiāng)籍結成團體，一致對外，“但使父詔其子，兄戒其弟，凡日用衣食所需，專用本國之貨，其有浮華子弟喜用洋貨者，父不以為子，兄不以為弟，鄉(xiāng)里不齒其人。”賈氏對洋貨的貶斥，對喜用洋貨者的鄙視及因此而提出的抵制洋貨的主張，其實質亦屬閉關自守、自給自足思想意識的體現(xiàn); 此種主張的歷史局限，不言而喻，但在晚清之際，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現(xiàn)身說法演義》在表現(xiàn)晚清政界、軍界、工商界、女界的種種腐敗、黑暗、混亂、衰頹的同時，也勾勒出一個在時代巨變之際的迷失者的形象——賈慕誼。

賈慕誼在五年之間擔任主筆、贊襄軍務、調查商務，出生入死、奔波勞碌，最終卻一事無成，連隱居之地亦不可得，讀之令人扼腕。然而，賈慕誼痛恨官場腐敗、貪官污吏橫行，乃基于忠君愛國的思想，并不具備資產階級革命意識。賈慕誼在退出官場后至李漱石家鄉(xiāng)曾與傳教士有過一番辯論，他認為應以孔孟之道為本，厚德深仁、化民成俗，使民眾和睦相處。賈慕誼本此立場抨擊歐美各國專恃強權、不顧公理、實施吞噬之謀，以強凌弱，以眾暴寡; 也指責反清的革命志士 “竄伏南洋各島，投外人宇下”，并且“依托歐洲，思以排滿”。晚清的中國風起云涌，孕育著歷史性的巨變。革命先驅者得風氣之先，奔走呼號，拋頭灑血，為推翻腐朽的封建統(tǒng)治、締造一個嶄新的中國而奮力拼搏;頑固守舊者奉封建制度為圭臬，極力抨擊革命，誓與封建制度共存亡，終被歷史所拋棄。另有如賈慕誼者，深受儒家思想熏陶，雖對現(xiàn)實深深失望甚至絕望，“子試觀今日社會之情狀，亦知大廈將頹，非一木所能支乎?”但又無法接納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無法擺脫陳舊的思維定勢，沖破舊的思想體系的束縛。于是，在即將開始的歷史性巨變面前，賈慕誼苦悶、彷徨、矛盾、痛苦，陷入一種巨大的失落感中而不能自拔：“嗚呼!我生不辰，拳曲臃腫，不能中大匠之繩墨，為世厭棄，固其宜矣。乃至息心靜氣，欲求于山林岑寂之區(qū)，修葺敝廬，終此余年，而目之所觸、耳之所聞，均有大拂于予心而不可耐者。天之苦予，何若斯之甚耶?!”賈慕誼屬“進則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其身”式的傳統(tǒng)儒家名士，他為挽救心目中的 “理想國”奮斗過，但腐敗的政治、黑暗的現(xiàn)實使他的努力化為泡影; 他于絕望之中想尋覓一處靜地，以安慰孤寂、痛苦的心靈。但在歷史巨變之際，又哪里有避風港能夠躲避時代暴風驟雨的侵襲?賈慕誼曾悲嘆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但不與時代前進的步伐保持同步，又如何能取勝?在新舊時代更換之時，賈慕誼式的傳統(tǒng)士大夫或沉淪，或棄世，賈慕誼即抱定了一死的決心：“吾有蹈東海而死耳!烏能郁郁久居此耶?!”舊的時代注定將煙消云散，新的時代亦不屬于賈慕誼式的儒士，盡管他們能夠接受某些新的思想，并非堅定的舊制度的維護者。小說結尾寫賈慕誼“數(shù)日后不知所往”，這個時代的迷失者，這個悲劇式的人物的身影，最終消失在時代的風暴中。一年后，令賈慕誼心不能忘的滿清王朝覆亡。

《現(xiàn)身說法演義》仿《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的敘事模式，小說主體部分由賈慕誼的回憶錄構成，采用第一人稱敘事方法，僅在小說開始和結尾采用第三人稱敘事方法。但是，“這種敘事方法表面上挺新，骨子里卻很舊，不可能對傳統(tǒng)中國小說視角造成大的沖擊，也不曾令廣大讀者刮目相看，甚至既沒有人贊賞也沒有人反對。”(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本書以淺近文言寫成，語言流暢; 而見聞錄式的體裁，使小說著意鋪敘事件，疏于刻劃人物性格。晚清小說因充當政治變革的工具，加之作家藝術修養(yǎng)不足及某些作家追求功利、粗制濫造等原因，藝術水平普遍不高; 本書亦難免這一通病，且在晚清小說中亦非上乘之作，長期以來問津者甚少。但本書對晚清社會狀況確有一定程度的展示和揭露，其中不乏可觀者，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