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水滸傳》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題“青蓮室主人輯”。四十五回，清初刊本，首序，署“采虹橋上客題于天花藏”。



青蓮室主人的《后水滸傳》，是《水滸》續書中成書較早而又較有特色的一種。從內容看，《后水滸傳》和《水滸》其實是兩碼事。作者是怎樣將它所描寫的南宋初年楊么等人據洞庭湖起義的事同《水滸》所描寫的北宋末年宋江等人據梁山泊聚義的事掛上鉤，以至徑自以《水滸》的續書名之呢?

小說第一回“燕小乙訪舊事暗傷心，羅真人指新魔重出世”，敘燕青重游梁山水滸，但見一片寂寥蕭條，又聞知宋江、盧俊義為奸臣所害，心中不得明白，便去求羅真人指示迷端，于是就引出羅真人一通 “天道循環”、“氣運劫數”的議論來。羅真人又說，宋江、盧俊義等眾義士，雖遭奸人暗害，但又將托生為楊么、王摩等復聚于異世，“以完劫運，以報奸仇”： 這樣一來，就使楊么與宋江之間，產生了一種“前世”、“托生”的關系，敘楊么的《后水滸傳》也就因此獲得了“后以續前”的續書的資格。再者，水泊梁山為一“水滸”，洞庭湖亦為一“水滸”：“天下皆水，是水皆滸，何定于梁山一泊?”既然梁山水泊其時已“山枯水竭，樹木凋殘，恐不能復興忠義”，楊么、王摩另擇洞庭而居之，“洞庭可作梁山筑”，有何不可? 梁山既為前“水滸”，則洞庭為后 “水滸”，《后水滸傳》 的書名因之也就得到了落實。

誠然，宋江之據梁山，與楊么之據洞庭，二者并無內在的因果聯系; 小說用 “氣運劫數” 的理論，生拉硬扯地在二者之間建立起一種虛幻的聯系，仿佛是由于宋江遭害，重新結冤，才引起了楊么消冤的后劫，這種“后以證前”的觀點，顯然是唯心的。但是，小說畢竟看到了宋江、楊么等人聚義造反的社會現象不斷重復出現的客觀性和普遍性，并且猜測其中可能有某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因果規律性，這就使得這種虛幻的因果聯系，包含了閃光的合理的內核。羅真人說：“無奈國家之前劫雖消，而后劫尚隱伏于未起，故不得不借奸臣屠戮忠良，以釀后患，此宋公明眾義士所以遭其暗害，重結新冤以為后劫者也。”這無異于承認，封建社會內部各種復雜尖銳的矛盾是無法克服的，前劫雖消，而后劫又起; 鎮壓了宋江的起義，并不能從此一勞永逸地阻止新的宋江式起義的重新暴發。一切社會動亂的總根源，則是以 “奸臣造惡” 為顯著標志的封建統治集團的殘酷壓迫和剝削。只要這一社會根源依然存在，宋江式的聚義、造反，也就必然無可遏止地暴發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后水滸傳》把楊么起義視為宋江事業的續篇，確實是頗具膽識的。

實際上，《后水滸》并沒有停留在“氣數劫運”、“善惡報應”的膚淺、表面的附會的水平上，而是通過生動曲折的情節即人物與周圍環境的矛盾斗爭的充滿激情的描寫，深刻地揭露了“亂自上作”、“官逼民反”的嚴峻的社會真實。在《水滸》 中，蔡京、童貫、高俅、楊戩被列為 “變亂天下，壞國、壞家、壞民”的四個“賊臣”，《后水滸》則云蔡京托生為握有重權的奸臣賀省，童貫托生為欽賜榮身冠戴的國課商人董索，高俅托生為賣主求榮的家奴夏霖，楊戩托生為橫行地方的惡棍王豹。這種“托生”的處理，就不是歷史的簡單重復，而是對社會生活和矛盾沖突加以概括提煉和精心安排的結果。四個同一類型的 “賊臣”，化為組成壓迫者集團的各個側翼的典型，顯示了作者深邃的歷史眼光和駕御題材的能力。在《后水滸》中，除了描寫這班壓迫者集團的代表人物在正常的情況下運用傳統的方式對民眾進行迫害之外——如賀省為蔭庇子孫榮貴，恃勢在柳壤村擇地安葬，又千方百計排陷為民仗義的楊么; 董索憑借他堆積如山的錢財，勾通官府謀死殷尚赤、孫本，倚強逼奪孫本之妻等等——還突出了在金兵突入內地，徽欽二帝蒙塵、康王南渡的非常情況下這班奸賊的丑惡表演。如賀省身為掌兵太尉，當金兵攻汴京時，他卻按兵武昌，擁兵自固，妄想金兵一來，就反宋歸金，以保富貴，及至康王渡江，東南一帶仍是宋地，賀省恐人說他不忠，就以征剿楊么為名，遮掩世人耳目; 王豹俟汴京失守，人民無主，一發恣意行兇，占人田土以及婦女，自稱“陽城王”，霸占一方;夏霖更是賣身投靠金人，謀得偽職，搜索富戶，刻薄小民，被百姓罵為 “夏剝皮”，等等。這種對于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織錯雜的新的歷史背景下人民所受的巨大苦難的描繪，意味著 “天道循環” 的模式在續作中實際上已經被突破了，歷史的真實性戰勝了先驗的循環論的局限。另外，《后水滸》所著意鞭撻的黃潛善、秦檜這兩個大奸臣，卻不是 《水滸》 中什么人所托生的，因而也似乎在 “劫數” 的圈子之外。太師黃潛善之子黃金為圖謀王月仙，不惜將其夫邰元陷害入獄，下劣與高衙內如出一轍; 秦檜剝盡民膏，枉刑屈法，湊集十萬貫金銀打點黃潛善汪伯彥等執政，比梁中書之進生辰綱更為令人發指。這些都足以表明： 封建統治集團的殘酷和險毒，是一種現實的存在，不是什么先驗的因果、劫數的產物。既然封建社會的母體中，能不斷重復產生出賀省、董索乃至黃潛善、秦檜這樣的壓迫者的代表，那么，它也將不斷重復產生出楊么、王摩這樣的反抗者的代表來。《后水滸序》說： “賀太尉不奪地造阡，則楊么何由刺配;黑惡不逆首開封，則孫本豈致報仇; 邰元之殺人，黃金奸月仙之所致也; 謝公墩之被兵，王豹欺配軍所致也。種種禍端，實起于貪穢之夫，不良之宵小，醞火于鄧林之木，捋須于猛虎之頷，一時冤嗚若雷，怨積成黨，突而噬肉焚林，豈不令鰲足難支，天維觸折哉! 請一思之，是誰之過歟?”這正是對于“官逼民反”的必然性與正義性的肯定。

小說第四十二回“眾豪杰大悟前身”，敘楊么在軒轅井中得一四方鐵匣，中有兩片鐵葉，鑿得無數小字，俱不是人間字跡。后蒙四維真人指點，方知是眾豪杰的“前身”。但是，正如惡人不是其“前身”的簡單重復一樣，眾豪杰也同樣與其 “前身”大有差違。其中除何能之與吳用，賀云龍之與公孫勝，馬霳之與李逵，岑用七之與阮小七等尚具本來面目外，其余大多已有了質的變化。如鳳子龍孫的天貴星柴進，卻托生為押獄節級孫本，母大蟲顧大嫂，又托生為波波俏俏的馬上嬌屠俏等等。尤為令人矚目的是楊么與宋江的不同。關于二人氣質秉賦的差異，留待下再論，單就他們的反抗斗爭而論，也大有不同之點，楊么畢竟是在一種新的歷史條件和地理環境下活動的，他有宋江的經驗教訓可資借鑒，而且還依據客觀情勢的變化，提出更新的政治口號，采用更為先進的武器裝備來發動群眾，組織隊伍，與統治集團進行殊死的斗爭。楊么的起義，比起宋江來，可以說已進入更為高級的階段。

楊么繼承了宋江濟困扶危、鋤強去暴的傳統。他一再勸戒各山頭的綠林豪杰，“只可取之奸佞貪婪，不可傷損小民以及濫殺”，“必要戮佞扶忠，做番事業，方不虛生”、“勿嗜殺，勿妄劫，勿貪淫，只戮佞除奸，伸冤理枉，做些事業”。不同的是，楊么還進一步提出了 “均貧富，等貴賤”的政治口號，所謂“仇恨奸佞與貪夫，以外皆平等”，“久欲人無貧富，因劫富以濟貧;昔視性有善惡，故懲惡以勸善。鄉民知者以為平等，愚人不知者以為逞強”，就是這一政治口號的體現。應該說，小說這樣寫是有相當歷史真實性的。歷史上的鐘相就說過：“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又以 “殺人為行法”，“劫財為均平”，“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反映了被壓迫者要求政治上平等，經濟上平均的愿望，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后水滸》中的楊么，已經成了這種具有空想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理想的代表，較之《水滸》“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想，無疑是大大地進了一步的。

楊么還注意了新裝備新武器的發明和應用，戰斗力較宋江更為強大。楊么見農夫腳踏水車，受到觸動，便發明了巧奪天工、日行千里的大輪船：“眾水手一齊踏動車輪，一時水聲若雷，船行如霧，瞬息百里。楊么自執號旗，立在船頭，揮左則左馳，展右則右騁，無不應于轉折”。這是有歷史根據的。楊么又在洞庭湖上迭土成山，將君山裹繞環抱，又在水底下砌成一條暗道，從水下即可走上君山。三千余只戰艦俱列在沙堤灘島之前，大輪船則停在君山之下。楊么自豪地說：“洞庭水雄，君山勢壯，是天設其險。今又被我險中設險，備處添備，即纖小分毫，無不縝密。我楊么有此山川之險，有此眾位弟兄，有此絕技輪船，有此神授鐵棍，便有百萬軍兵、萬千戰艦，誰敢輕進，誰敢進我君山，誰敢搗我巢穴?”憑借著強大的軍事實力，楊么遂能橫行洞庭，霸占全楚，且四出進擊，鋒芒所向，直指長江下游之廣陵，山東半島之萊州，“雖是百尺竿頭，己登一級;若奮勇前驅，當一蹴可就”。在這大好形勢下，楊么等人又以清醒的頭腦，正視了宋江的前車之鑒。書中有詩云： “從前錯處今分辨，以后心堅共生死”。宋江從前的 “錯處”是什么呢? 且看第二十七回眾好漢大鬧開封府救出楊么后的一段對話：



……只見王摩忽立起身，向楊么問道：“方才哥哥說出梁山泊好漢劫救宋江。只這宋江，哥哥可學他么? 可說俺兄弟曉得。”楊么也立起身說道：“宋江的仗義疏財、結識弟兄，便可學得; 宋江的懦弱沒主見、帶累弟兄遭人謀害，便不可學他。”王摩聽得大快，忙來扶定楊么，說道：“俺王摩向來笑宋江沒用。向日有言在先，若有人與王摩意見相同，就拜他做白云寨主。前日聽見哥哥面貌相同，許多好處，只不知哥哥主意可與王摩相同。故此方才只分賓主，還要慢慢商量。不期哥哥恰提著劫救宋江來比較。他們俱被宋江害得零落，自己也被人謀死。今日俺弟兄們救哥哥出來，恰與他一般模樣。你若學了宋江，將你做了寨主，豈不將俺弟兄也要被你害得零落，豈不又是一場笑話?故此急要問你。你今主意卻與王摩一樣心腸，心同貌同，必能與眾弟兄共得生死，做得事業。俺王摩今日同眾弟兄拜你做哥哥，坐第一把交椅。”



宋江托生的楊么，卻來批判宋江的“懦弱沒主見，帶累弟兄遭人謀害”，意味著在吸取了宋江失敗的慘痛教訓以后，楊么起義的領導層確實具備了較為自覺的斗爭意識。按理說，這支義軍不是完全可以避開歷史的挫折與彎路，最終取得徹底的勝利了嗎?然而，鐵的事實卻是： 它同樣避免不了梁山義軍悲劇的結局。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楊么等人，并不是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代表。他們雖然提出了 “人無貧富”的理想，但是，他們所能運用的實現這種理想的手段，卻只能是“因劫富以濟貧”，實際上根本不能觸動封建主義生產關系的一絲毫毛。楊么由于堅持“不可徒恃劫掠”的原則，致使義軍自身尚且軍食不敷，又何能實現百姓之間的均平? 王摩、馬霳要算是最為徹底的激進分子了，他們雖欲徹底否定宋江的招安道路，他們的理想也不過是“想望恩榮”，借扶植楊么做個皇帝，從此“大富大貴”、“兀也快活”而已。他們即使取得了最后的勝利，充其量也不過是改朝換代罷了。相形之下，倒是比較穩健的楊么，具有較為深刻的政治遠見。他說：“大富大貴，孰不愿為?亦必見有可為而為。”他所說的 “可為”是什么呢?那就是“欲行仁義，救民水火”。這志向無疑是高尚的。問題在于，楊么所處的時代，不可能使他明了使人民沉溺于水火的根源乃在封建剝削制度本身。他希望救民水火，創造一塊人與人平等、平均的人間樂土，但他所開出的藥方，卻只能局限于當時條件所允許的有限范圍之中。他說過：“楊么向來心志，以為國家喪亡，實因主昏。主昏則奸佞生; 主若不昏，滿朝盡是忠良，雖有天意亦可挽回。……今我據此湖中，實欲殺奸戮佞，為忠良吐氣，再能使昏者能新其德，才是楊么本念。”在楊么看來，如果他不以救民倒懸為己任，而“僭稱王號，豈不自恥?”他根本不會想到，只有憑借爭得的國家政權的力量，才能解救人民的苦難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

由于不能洞察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和摧毀這種制度的必要性，只是看到 “主昏臣奸” 的表面現象，就必然導致對于“明主”的不切實際的幻想。楊么疑心南渡的康王趙構“外有謀臣良將，內有忠良，不復徽、欽之昏暗。若不昏暗，必盡改前人之非，天下事正未可料。”即使當他潛入臨安，目睹趙構無恢復之志，日擁吳姬，湎于酒色，知其 “無能為矣”之后，猶貿然入宮直諫君非，說： “君能悔過，遠讒去佞，近賢用能，挽回宋室，么即歸朝作名正言順之事。”連趙構也不得不贊嘆“孰謂楊么盜賊!具此忠君愛國之念，誠當今勇義之士，行千古不敢行之事!”忠君與愛國，在彼時彼此的人們看來，是統一的，所以楊么才對趙構說出這樣的話來：“今楊么非不愛君，向有兩事在心：朝有奸佞不歸，無人能勝楊么者不歸。今奸佞滿庭，此身未敢可許，陛下若能誅秦檜等，么必愿為良臣;再有人以力屈服楊么者，亦愿為良臣。如其不然，非所愿也。”對于宋江的“忠義”思想，楊么是完全贊同的，從根本上說，他是愛君的，是愿意做一名良臣的; 他只是把奸臣視為一切罪惡之源。所以，他對宋高宗提出了 “朝有奸佞不歸，無人能勝楊么者不歸”的條件。然而，第二個條件實際上已經取消他自己最重要的前提，為有條件的受招安作了某種承諾。

楊么不僅在宋高宗面前過不了關，在岳飛面前也同樣過不了關。“消劫功成尊武穆”。前來征剿的官軍如若是聞人成，是張浚、吳玠、吳璘，都可以力制之;如若是岳飛，卻莫可奈何矣。岳飛的精忠報國，使得他的名字本身，似乎也閃耀出一種令人敬畏的奇妙的光彩，產生出一種不容置疑的迷信和崇拜。以致模糊了對于他的鎮壓者面目的清醒認識。如岳飛采用的“以湖賊攻湖賊”的策略，用空札填名的方式去收買叛徒，瓦解義軍的手段，本來是極為陰險毒辣的，據史載，到了紹興二十六年，“宰執言： ‘紹興四年，給降空名官告綾紙補帖等，付王折彥質招收黃誠、 楊么等用， 自后并不曾申到書填過數目。’ 上曰： ‘此非良法。將士有功，自合開具姓名聞奏，候朝廷給降付，見空名官告只為大將照顧親戚而已。’”連最高統治者也認為法不可取，而小說竟直書岳飛行之，義軍因之渙散。又，岳飛勸說黃佐歸降時說：“新君賢而且明，寤寐求治，卑宮菲食，芻苕必采，一枝不遺;忠賢迭起，任賢是用”，唯不提奸佞擅權一字，分明是欺人自欺。岳飛雖然承認義軍中 “亦有忠良，或迫于饑寒，或迫于懼罪，或迫于受愚，或迫于因時”，但當楊么表示愿降，岳飛竟說： “楊么雖有忠義之心，其余虎性豈能易馴?幸得入柙，留之必遺后患!”表示要斬盡殺絕。但出于對岳飛的迷信，楊么至死不悟，這實在是一場莫大的悲劇! 楊么的結局，《后水滸》處理為宋軍圍攻，十分危急，楊么欲拔劍自刎之際，“不期一陣旋風平白地將這座輪船掀出木筏，直到見機嶺下”，眾兄弟“各帶器械，走到笑傲亭旁，踅入地道，直到軒轅井底”; 及至岳兵趕到井邊，“忙向井中一看，只見井中滿貯清泉，那里有甚路可通”?這固然避免了“水擒楊么”的煞風景的場面，表明作者不愿正面寫他所愛敬的楊么的失敗，但實際上，這哪里是什么 “神龍見首不見尾”?“真人引入軒轅井”、“從今不出俱寧靜”，分明是逃脫不了失敗的命運!

似乎已經看到了宋江悲劇的要害，又仍然避免不了梁山義軍悲劇的命運;洞庭義軍的悲劇正在這里。這一悲劇，固然是楊么的悲劇，卻又是不能由楊么個人來負責的。作為《水滸》的續書，《后水滸》寫出了梁山義軍的悲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重演，不過，這種重演，不是歷史的循環和簡單重復，而是客觀運動進程的進一步深化，從而給后人以更為深刻的啟示。這就是《后水滸》可貴的認識價值所在。

《后水滸》名為《水滸》的續書，但實際上卻是另起爐灶，寫出了楊么、王摩與南宋統治集團在洞庭湖爭鋒的又一壯烈篇章。因此，它之與《水滸》的聯系，全然是人為的。這種人為性表現在，當作者鋪敘情節和刻畫人物時，時刻不忘使之與《水滸》的精神相互呼應。這樣，《后水滸》就不僅反映了對于客觀運動進程的深化，也反映了對于這一客觀運動的主觀認識的深化，具體地說，反映了對于《水滸》這部偉大作品的認識和評價亦即 《水滸》觀的深化。

《水滸》寫的是“盜”，要為《水滸》的存在進行有效的辯護，在封建社會的具體歷史環境中，是需要相當的勇氣和識見的。寫于萬歷己丑 (1589) 的天都外臣的《水滸傳敘》，是這種進步的 《水滸》觀的代表作。敘引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的經義，大膽地提出了這樣的命題：“若輩俱以匹夫亡命，千里橫行，焚杵叫囂，揭竿響應，此不過竊鉤者耳”;而“蔡京、童貫、高俅之徒，雍蔽主聰，操弄神器，卒使宋室之元氣索然，厭厭不振，以就夷虜之手。此誠竊國之大盜也。”兩者相比，有王者作，更應該誅除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這是第一層; 宋江等人，“原其初，不過以小罪犯有司，為庸吏所迫，無以自明。既蒿目君側之奸，拊膺以憤，而又審華夷之分，讓酈瓊、王性之逆。遂嘯聚山林，憑陵郡邑。雖掠金帛，而不擄子女。唯翦婪墨，而不戕善良。誦義負氣，百人一心。有俠客之風，無暴客之惡： 是亦有足嘉者。”不唯盜之為盜之由，有不得己之勢，且盜之為盜之后，種種行為亦大有可嘉者，這是第二層; 梁山水泊之中，人才濟濟，而宋江“以一人主之，始終如一”，“此一人者，必非庸眾人也，使國家募之而起，令當七校之隊，受偏師之寄，縱不敢望髯將軍，韓忠武、梁夫人、劉岳二武穆，何渠不若李全、楊氏輩乎?”這是第三層。后起的種種肯定《水滸》的言論，大都不出此三層理由之范圍。

《后水滸傳》繼承了《水滸》評論中的民主性傳統，并加以發揚光大。小說固然抽象地說過宋江“弄兵水滸，終屬強梁”之類的話，但在 “正名分”的同時，小說又強調： “若推其原心，他眾豪杰不是遭權貴之殃，就是受奸人之害，實俱含冤負屈，無處可伸，故激怒而至于此”：這是對盜之為盜的社會根由的辯析;“這宋大王雖為盜魁，卻心存忠義，所坐之堂，亦以忠義為名。又立兩竿旗，上寫 ‘替天行道’，只誅贓官污吏，絕不擾害良民，所以我們鄰近百姓，甚是安堵”： 這又是對于盜的行為的肯定。《后水滸》通過楊么 “逼上梁山”的曲折過程，令人信服的證明：盜本非盜，實際上卻是很好的善良百姓;而逼民為盜者，倒是真正的強盜。第十回 “楊么為村人府堂刺配”，寫楊么在家中，侍奉父母，謙恭待人，濟困扶危，鋤強御暴，村中人盡皆敬他。而賀省卻依恃太尉權勢，要在柳壤村奪地造墳，損人利己。村人萬般無奈，一齊來請楊么計較保全之策。可見在百姓心目中，賀省殃民，楊么為民，一惡一善，涇渭分明，楊么起初對官府還有幻想，說：“他是做官的，明些道理;便要作惡，也不好在本地為私事害民。你們幫著我與他講，如若恃勢不肯休，可知還有上司處與他對理，也沒個順情違眾。”當岳陽府誘騙楊么入府，楊么還大喜道： “我們實有委曲，正要去求上司公論。”而知府的邏輯卻是： “賀太尉是朝廷大臣，本地顯宦，今奉旨歸葬，擇地安阡，此乃名正言順之事。你怎敢恃兇逞強，糾合村愚不容入土。不知法律所在，阻截喪殯者斬，毆辱官長者亦應處斬。”在那個社會里，黑白就是這樣顛倒著的。還有，賀省為報復楊么，竟將楊么父母囚系在獄，引楊么自投認罪，笞杖鞭撲，夾拶敲箍，無一不用，又將楊么父母另行鎖禁，良心喪盡。而當楊么為眾好漢所救之后，有人提議去岳陽殺賀省家小，去村中掘翻賀家墳墓，以消惡氣，楊么卻正色道：“賀省與我為難，只可尋他一人，卻與家小何仇，至于亡過，何亂言也? 我只是我已挺身認罪，為救父母，若即放出，便將我碎身無怨。怎百般花言巧語，今又趨奉秦賊，這等奸人豈肯饒過!這也還是私忿，在可報不報之間。”豁達大度，較之賀省宵小，不啻天壤之別。總之，盜是真正的忠良，而官才是道地的奸邪，是《后水滸》貫串始終的核心思想。

《后水滸》的作者站在更高的思想制高點上，通過自己的藝術實踐，對于《水滸》的弱點進行了恰當的批判和有深意的補正。這種進步的傾向尤其鮮明地表現在對于楊么藝術形象的塑造上。按照所謂“天道循環”的學說，楊么是宋江的轉世; 然而，托生云云，在這里絕非套用原書的格局，依樣畫瓢的創造力低劣的遁詞; 恰恰相反，倒是作者諦視社會歷史的真髓，勇于對比的膽識的表現。在對宋江的弱點進行批判的前提下，小說通過虛構和聯想，塑了楊么這一個與宋江有類似之處而又大為不同的性格鮮明的義軍領袖的藝術形象。這是很值得重視的。

在《后水滸》中，楊么本人是這樣評價宋江的： “宋江的仗義疏財、結識弟兄，便可學得; 宋江的懦弱沒主見，帶累弟兄遭人謀害，便不可學他。”為了反襯宋江的懦弱沒主見，小說就處處突出楊么神勇剛強的一面。從外貌上看，楊么是“身材八尺，膀闊三停。豐姿光彩，和諧處現出許多機變; 聲音洪亮，談笑來百種驚人。”這就同那“面黑身矮”的黑三郎有了明顯的區別。宋江的綽號是“呼保義”，楊么的綽號卻是“全義勇”，“義”字之外，更多一個“勇”字，既義且勇，方稱得上“全”。九天玄女也曾托夢于他，但賜與他的不是三卷天書，而是神力和武藝。九天玄女說：“爾小子生前忠義，今上帝又賜汝托生，以完宿孽，我今授汝神技神勇以合天心。”這就是說，光是“忠義”還不夠，必須再有“神技神勇”，方能合乎“天心”，看來“天心”隨著時代的變遷，也有了發展。總之，楊么是一個 “有險不畏”，以勇仗義，“見人不平便肯相助，見人患難便肯相扶”的好漢，不象宋江那樣，單憑仗義疏財去結識弟兄，說得不客氣點，是用銀子收買。楊么柳壤村勸阻賀省奪地造阡，桃園拳打王豹，朱仙鎮打擂臺，汴京城救許蕙娘，靠的都是自身的勇敢剛強。《后水滸》簡直把武松、林沖、魯達、燕青、柴進等人的性格和武藝集中于楊么一身，使之成為大大超過宋江的更為理想化的人物。楊么的為人也極有棱角，敢作敢為，不象宋江那樣“以退為進，以舍為取”。如宋江聽說晁蓋等劫了生辰綱，上了梁山，心中想的是： “這是滅九族的勾當，于法度上卻饒不得。”而王摩等人劫了秦檜的杠銀，州縣到處張掛緝捕王摩的圖形，楊么聞之，心里卻想： “只得三個人，卻做這般險事。殺了多人不足為奇。只這銀兩一時如何搬運得去? 怎又去得干凈，絕無形跡，真是神手段的漢子!”待到看見王摩圖形，又想道： “這個王摩便不是金頭鳳，也算得個好漢，怎才做事便被人畫影圖形，這般捉拿，成甚模樣?”一怒之下，將圖形扯碎，大笑道： “今日做了快心事，只此去吧!”這種行為，同樣是宋江不可能做到的。

在《水滸》中，李逵是頭一個愛敬宋江的，常說： “哥哥殺我也不怨，剁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但宋江對李逵卻經常加以訓斥，菊花會上，甚至大喝“這黑廝怎敢如此無禮，左右與我推去斬訖報來!”表現了宋江性格中很不可愛的一面。《后水滸》中，馬霳對楊么同樣情分最重，楊么也同樣報以尊重和關心之情。當楊么與郭凡入臨安城觀看，留馬霳在客房中，一路經過許多酒店飯館，楊么只推說腹中不覺饑餒，不肯入內，空走了一日，忍餓回來，原來只為不忍撇下馬霳，這一細節描寫，見出楊么對馬霳的情分，較之宋江，無疑要真摯得多。“今有柳壤村道長楊么，澤被陽春，義過時雨，凡我同類莫不尊為群領而愿拜識者也。”——楊么的威望，是他在同邪惡斗爭中自然形成的，也是他對弟兄的真誠、平等的態度造成的。

《后水滸》作者還不滿意宋江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暫占水泊，權時避難”，“安敢叛逆，專等招安”之類的表白，尤其不滿意宋江對已成階下囚的高俅納頭便拜，口稱死罪的窩囊行為，他筆下的楊么，就是一個胸懷大志，目有識見的真正的豪杰。發配起解，他考慮的是正好借此機會識訪英俊，覽天下之形勢，兼看宋室如何，以圖日后事業;遇赦還鄉，又有一點宿念在胸，見了形勝山川、人煙湊集之處，必要留連頓宿，暗暗留心，真乃英雄本色。仿佛是對宋江禮遇高俅的抗議，《后水滸》敘楊么擒獲賀省，義正辭嚴數其過犯道：“食君祿而不忠，征兵將以自衛;侵占民山，陰謀排陷，敗國虐民。有此過失，人人得而誅之，非獨為私也。”瀝血剖心，以報前仇。作者以肯定的態度描寫這種近乎殘忍的行為，正是為了突現楊么對于賀省之類奸佞的絕不饒恕的堅定意志。

《后水滸》在寫楊么的妥協傾向時，既顯示了它的邏輯的必然性，又表露了作者感情上的不平衡性。為了彌補這種不平衡，《后水滸》改造了盧俊義作為宋江走向招安的幫襯與附庸的身分，轉而塑造了王摩這一個較之楊么更為堅定、果毅、敢于斗爭的英雄形象。盡管小說中寫王摩夢見盧俊義說： “須知你即是我，我即是你;昔年我的作為，便是你的作為。”但王摩與盧俊義根本不同，他是一個充滿進擊精神的猛士。小說寫王摩與袁武等劫取了秦檜“從奸處刻剝得來”的萬兩杠銀，同時又射死害民的妖蜃。兩樁豪舉纏繞交錯，集于王摩一身，更顯得氣勢不凡。聚義以后，王摩首先提出了不可效法宋江、自取危亡之道的意見，又再三警告楊么對昏君不能抱有幻想，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

總之，在明代末年那樣一個動蕩的歷史環境里，《后水滸》的作者對于《水滸》有寫作續書的興趣，這一事實本身就表明他對于《水滸》偉大價值的理解和重視。更可貴的是，他通過自己續作的藝術實踐，繼承了 《水滸》的現實主義傳統并加以發展，對于《水滸》思想上藝術上的弱點，也表達了自己批判的評價，并在歷史所許可的限度里，提出了相當進步的見解。作者還通過具體生動的場面和細節，在對比中寫出了一個較之宋江更為高大、完善，而又是活生生的、可以站得起來的楊么的藝術形象，這是很了不起的。《后水滸》在藝術性方面較之《水滸》也許不無遜色，——但也不排斥它在某些方面也有相當成功之處——而在思想性方面，卻確實達到《水滸》所未曾達到的高度，這正是對于客觀運動進程的主觀認識的深化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