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昂集》的主要內容,《陳子昂集》導讀
《陳子昂集》是唐代陳子昂的詩文集。唐睿宗景云年間 (710-711)盧藏用編。《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等均有著錄。現存最早版本是敦煌唐寫本殘卷。題《故陳子昂集》,存卷8部分及卷9、卷10全部,分藏巴黎國立圖書館及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流傳最廣的版本是明弘治四年 (1491)楊澄校刻本,題《陳伯玉集》;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王廷刻本、萬歷三十七年(1609)舒其志刻本,皆據此本翻刻,《四部叢刊》據此本影印。另有清《四庫全書》本,題《陳拾遺集》。以上各本均10卷,編次皆同。清楊國楨將《全唐詩》與《全唐文》所錄子昂詩文合為一集,題《陳子昂先生全集》,凡5卷,有道光丁酉 (1837)蜀州刻本。1960年中華書局出版徐鵬校點本,以 《四部叢刊》本為底本,校以 《全唐詩》、《全唐文》等,編次上作了一些合理的調整,并補入詩文13篇,為目前較完備的本子。明邵浚著《感遇詩注》,附入萬歷本《陳伯玉集》。今人彭慶生著《陳子昂詩注》(附年譜、諸家評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陳子昂(659-700,一作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 人。24歲進士及第。26歲詣闕上書,得武則天賞識,拜麟臺正字。遷右衛胄曹參軍,官至右拾遺。剛直敢諫,觸怒武氏集團,坐“逆黨”陷獄。出獄后隨武攸宜征契丹,郁郁不得志。班師后辭官歸隱。武三思指使射洪縣令段簡羅織罪名,收系獄中,憂憤而卒,年僅42歲。
本書10卷,前2卷錄賦1篇、詩120余首,后8卷錄文110余篇。
唐初詩歌,尚沿六朝頹波。“初唐四杰”雖有志改革,給詩壇帶來了一股生意盎然的春風;但他們尚未提出一個旗幟鮮明的詩歌革新綱領,他們的一些作品也未能完全擺脫齊梁詩風的影響。因此,陳子昂在《修竹篇序》中疾呼: “風雅不作”,“文章道弊五百年矣”。他深刻批判了“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的形式主義詩風,高倡“漢魏風骨”,要求詩歌“發揮幽郁”,達到健康的思想內容和優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即“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修竹篇序》是陳子昂詩歌理論的綱領,也是唐詩革新的旗幟。他的詩歌創作,特別是《感遇詩》38首、《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7首等,揭露了武則天時期的多種弊政,如佞佛愚民,大興冤獄,荒淫無度,狗茍蠅營,不修邊備,不賞邊功,不能遏制突厥的內侵,卻出擊無罪的兄弟民族;另一方面,作品高歌理想,“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感遇》其三十五),乃詩人自我形象的寫照;但黑暗而恐怖的現實,使他深感回天無力、壯志難酬,因此,理想幻滅的苦悶,憂生畏禍的情思,孤芳自賞的慨嘆,成為其詩歌創作的重要內容。他的代表作《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在巨大的時空飛躍中蘊含著先驅者的使命感和孤獨感,真可謂“胸中自有萬古,眼底更無一人。古今詩人多矣,從未有道及此者”(黃周星《唐詩快》卷2)。它以高瞻遠矚的氣概,追求理想的熱情,慷慨悲歌的格調,奏響了盛唐之音的序曲。陳子昂擅長五古,亦精于五律,如《度荊門望楚》、《晚次樂鄉縣》、《送魏大從軍》、《春夜別友人》等,都是初唐五律的杰作。故方回云:“陳拾遺子昂,唐之詩祖也。不但《感遇詩》三十八首為古體之祖,其律詩亦近體之祖也”(《瀛奎律髓》卷1)。但陳詩畢竟質勝于文,形式也不夠多樣,在其現存詩作中,既無樂府體,亦無七言詩。
魏晉以后,駢文日興,至唐初而句式更趨規整。子昂之文,雖諸表序猶沿駢儷之習,但他的論事書疏,卻都是清通疏樸的散文,故蕭穎士稱“近日陳拾遺文體最正”(見李華《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獨孤及、梁肅、韓愈、柳宗元也都一致肯定了他在唐代古文運動中的先驅作用。其文內容豐富,如《諫用刑書》指責武氏“大開詔獄,重設嚴刑”,“窮捕考訊,枝葉蟠拏”,“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究,百無一實”,致使“朝廷惶惶,莫能自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充分揭露了武則天時期的特務統治。在《諫政理書》中,他指責武氏不重視教育,致使“學堂蕪穢,殆無人蹤;詩書禮樂,罕聞習者”。他對蜀中和西北邊地的政治、軍事、經濟形勢的深入考察和分析,尤切中肯綮。如《上蜀川安危事三條》揭示蜀中諸州逃亡人口多達3萬余戶,并指出原因在于“官人貪暴,不奉國法;典吏游容,因此侵漁。剝奪既深,人不堪命; 百姓失業,因即逃亡”。又如《上西蕃邊州安危事三條》建議在河西諸州增加兵力,使之“內得營農,外得防盜”,以遏制吐蕃內侵。安史亂后,河西淪喪,證實了陳子昂的遠見卓識。因此,《資治通鑒》多處援引子昂書疏,王夫之稱“陳子昂以詩名于唐,非但文士之選也,使得明君以盡其才,駕馬周而頡頏姚崇,以為大臣可矣” (《讀通鑒論》卷21)。
總之,陳子昂是唐詩革新的先驅者,也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先驅者。故李白譽之為 “麟鳳” (見《贈僧行融》),杜甫尊之為“雄才”(見《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韓愈說:“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薦士》)。《陳子昂集》不僅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典籍,而且對了解武則天時期的政治、軍事、經濟問題,也都具有重要價值。
有關陳子昂及其著作的研究,比較重要的論著有:羅庸《陳子昂年譜》(載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五卷第二號),岑仲勉《陳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跡》(載《輔仁學志》第十四卷一二合期),王運熙《陳子昂和他的作品》(載《文學遺產增刊》第四輯),林庚《陳子昂與建安風骨》 (載《文學評論》1959年5期),韓理洲《陳子昂評傳》(西北大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陳子昂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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