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下至檇李與諸子約游山陰·屈大均
最恨秦淮柳，長條復短條。
秋風吹落葉，一夜別南朝。
范蠡河邊客，相將蕩畫橈。
言尋大禹穴，直渡浙江潮。

這是一首紀行詩。詩人取道的路線如題所示，是先從白下(南京別稱，唐武德九年更金陵為白下)出發，沿秦淮河、運河南下至檇李(嘉興別稱)，然后與友人相約，經浙江去游覽山陰(今浙江紹興)。

白下又名建康、金陵，是六朝舊都。秦淮河穿城而過，東流入江。這里兩岸綠柳垂堤，酒家林立，歷史上曾是權門大賈云集的游樂之地。詩以“最恨秦淮柳”發端，表面只是不滿于岸柳的“長條復短條”，繁密之至，只顧惹愁牽恨，但詩人用“最恨”兩字特別點出，則其意又絕非如此簡單。如果將“秦淮柳”這一典型景物所蘊含的歷史積淀與作者的身世聯系起來，就不難體會這種感情的由來。唐代詩人杜牧曾在《泊秦淮》詩中感嘆“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宋人方岳，也曾為“楊柳豈知興亡事，夕陽依舊舞腰蠻”(《次韻行甫小集平山》)而惆悵不已。這些對于生當明清之際、深感亡國之痛的詩人來說，自然不能不無動于衷。因此“最恨”兩字不但透露出“秦淮柳”不知亡國恨的豐富的歷史內涵，同時也表達了詩人以古例今、即景抒懷的強烈感情，盡管后者在清初文字獄盛行的時代被寫得十分隱蔽和含蓄。

秋風落葉，夜別南朝，接二句補出時間和行程，雖說是題中應有之意，但那景況的蕭瑟似也流露出對舊朝衰亡無可奈何的遺憾。頸聯中“范蠡河”指嘉興所在的吳越地區的一些湖泊。據《史記》等書記載，春秋時越國大夫范蠡曾輔佐越王勾踐滅吳，“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詩人于此特別點出范蠡之名，其意自然首先在于印合題中“檇李”的地點，同時又在于對這位古代復國雪恥的高士表示深切的懷念。他以“范蠡河”邊的客子自居，攜友在河上蕩起畫舫時，自有一番“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李商隱《安定城樓》)的深意在內，對此顯然不便明言，只是巧借典故略為表出，讓人自去體會而已。

尾聯“大禹穴”即大禹陵，在今浙江紹興稽山門外。大禹是傳說中古代部落聯盟的首領，曾奉舜命治理洪水，三過家門而不入，深受當時人民的敬仰。又傳他曾鑄造代表國家權力的九鼎，并由兒子啟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詩人和朋友相約，要一起去拜尋大禹陵，因為陵在山陰，是他這次行程的終點，這很顯然；但山陰的名勝很多，他為什么要從中單獨挑選出“大禹穴”？這“大禹”是否代表了一個民族的祖先和象征，以及詩人是否想借此表現對異族入侵的不滿、甚至堅持抗清的決心？關于這一點，詩的字面上雖然看不出，但“直渡浙江潮”這句極有力的收束，卻已包含了這個答案。浙江潮，即錢塘江潮，奔涌澎湃，為千古壯觀；相傳，潮是春秋伍子胥的冤魂激成的，而伍子胥又是一位復仇的英雄，他父親被楚王冤殺，他便借吳師破楚，鞭楚王尸，一雪父仇。現在，詩人與友人相約渡過，而且是不畏巨浪地“直渡”錢塘大潮時，他不可能不聯想到子胥，不可能不為子胥的復仇成功而激動；或許，他之所以想在錢塘大潮上“直渡”，正是為了切身體驗一下潮之激蕩，從而鼓起他更大的為復國而奮斗的勇氣吧？

清人沈德潛選本詩入《明詩別裁集》，評為“一氣赴題，有神無跡，在唐人中亦不多見”，誠然也；但本詩如上分析，又絕非一首普通的紀行詩，也是很明顯的了。沈德潛未必不知此，他只是裝作不見罷了，以免觸了時諱；要不，他就不會不給此詩題上屈大均的本名，卻題以他出家時的僧名“今種”，且僅僅介紹“今種字一靈，番禺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