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句】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注釋】

選自《尚書·舜典》。

詩言志：詩是用來表達人的志意的。志：意，思想。

歌永言：歌是延長詩的語言，舒緩地徐徐地詠唱，以突出詩的意義。永，長。一說通“詠”。“永言”即詠唱詩的語言。

聲依永：聲音的高低又和舒緩的詠唱相配合。聲：五聲，即宮、商、角、徵、羽。依：伴隨，配合。永：舒緩的詠唱，長言。

律和聲：律呂用來調和歌聲。律呂：六律六呂。六律指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指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和：應和，協調。

【賞析】

《尚書·舜典》記敘了古代帝舜的光輝事跡。舜曾任命夔為樂官，說：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意思是：詩用來是表達人的思想懷抱，歌用來舒緩詠唱的語言，五聲要根據唱的歌詞來選定，六律要與五聲相和諧。

舜對詩歌和音樂的理解非常精當。其中“詩言志”反映了早期人們對詩歌本質特征的認識，也是貫穿中國詩歌史最有影響的創作主張，朱自清先生曾稱其為中國詩論“開山的綱領”(《詩言志辨序》)。

“詩言志”中的“志”，指思想、志向、抱負等。先秦的言志，是要求詩歌表現人的志意，強調詩歌作為政治倫理工具的性質，提倡“事父”、“事君”和“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所以實際上講的是“政教”，即儒家之道。從荀子起，才開始注意到“志”包含有“情”的內容。荀子既主張“言志”，又十分重視藝術由情而生、以情感人的特點。他一再反對不重視人的情感表現的觀點，主張言志和感情是相統一的。

到漢代，人們對詩言志即詩是抒發人的思想感情的本質特征的認識更加明確。如《毛詩序》提出“詩者，志之所之也”，同時又強調，“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漢書·藝文志》也在“詩言志”后，又強調說“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明確將情、志并舉。漢代劉歆《七略》更明確地提出了“詩以言情”的主張。有人甚至認為，“言志”本身就包含著抒發感情。如漢代王符說：“詩賦者，所以頌丑善之德，泄哀樂之情也。”但又強調要對感情給以嚴格的限制，如《毛詩序》主張“發乎情，止乎禮義”，要求詩歌的“情”必須符合封建禮教的倫理道德規范。

漢末以后，抒情詩歌大量出現，詩歌中言情的特點更為突出，人們對詩歌的抒情特點也更加推重，于是晉陸機提出“詩緣情”的理論(《文賦》)。詩緣情側重抒情，并不排斥言志。但由于“志”長期被解釋成合乎禮教規范的思想，“情”被視為與政教對立的“私情”，因而詩論中出現了“言志”與“緣情”的對立。

自《毛詩序》后，六朝的劉勰、鐘嶸等理論家基本上都承情志之說，主張情、志并舉。唐代孔穎達進一步認為，志與情是一個東西，言志與緣情并無本質的區別。他在《左傳正義》中說：“在己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以后從唐白居易到清代葉燮、王夫之等，都堅持情、志并重，使“情志并舉”論成為中國古代詩論“詩言志”說的主流。其支派尚有重情派和重志派。

重情派偏重抒情，對詩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有所忽視，但對詩歌藝術規律的總結貢獻較大。他們強調感物吟志、為情造文，言志與審美相統一，重視詩歌的社會作用，要求詩歌真實地反映現實，達到文質并舉、內容和形式的統一，等等，正確繼承和發展了“詩言志”的傳統，豐富了“詩言志”的理論和內容，對歷代文學理論和詩歌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重志派即重理派，代表詩人為裴子野、及宋代的理學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