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情

和邏輯相對的有常識，或更好一些的說法，還有近情的精神。我以為近情精神實是人類文化最高的、最合理的理想，而近情的人實在是最高形式的有教養的人。世人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無缺的，他只能力爭上游去做一個近乎情理的生物。我正期待著世界上將有一個世人在個人的事件上，并在國家的事件上，都會得著這個近情精神之鼓舞的時期。近情的國家將生活于和平之中，近情的夫妻能生活于快樂之中。在我替我的女兒挑選丈夫時，我將只有一個標準：他是否是一個近情的人？我們當然不能期望世上有終身不吵架的夫妻，我們只能期望他們都是近情的男女，只近情地吵架，并近情地言歸于好。只有在世界的人類都是近情的人時，我們才能得到和平和快樂。這近情的時代如果有來臨的一天，就是和平時代的來臨。在這時代中，近情的精神必會占最大的勢力。

近情精神是中國所能貢獻給西方的一件最好的物事。我并沒有說中國那些向人民預征五十年錢糧的軍閥是近情的，我的意思只是說，近情的精神乃是中國文明的精華和她最好的方面。我這個發現曾偶然由兩位久居中國的美國人所證實。其中一位居住中國已經三十年，他說，中國的一切社會生活乃是以“講理”為基礎的。在中國人的爭論之間，他們最后一句有力的論據必是：“這豈是合于情理的嗎？”而最嚴重的、最平常的斥責之詞就是：這人是“不講理”的。一個人如若在爭論之中自承不近情理，則他已是輸了。我曾在《吾國與吾民》一書中說過：“在一個西方人，一個說法只須合于健全的邏輯，他便認為是已很充足。但在一個中國人，則一個說法雖然在邏輯上已是很對，他也還不肯認為充足，同時還必須求其近于人情。‘近情’在實際上比合于邏輯更為人所重視。Reasonableness這個字，中文譯做‘情理’，其中包括著‘人情’和‘天理’兩個元素。‘情’代表著可以活動的人性元素，而‘理’代表著宇宙之萬古不移的定律。”一個有教養的人就是一個洞悉人心和天理的人。儒家借著和人心及大自然的天然程式的和諧生活，自認可以由此成為圣人者也不過是如孔子一般的一個近情的人，而人所以崇拜他，也無非因為他有著坦白的常識和自然的人性罷了。

人性化的思想其實就是近情的思想。專講邏輯的人永遠自以為是，所以他不近人情，也是不對的；至于近情的人則自己常疑惑自己是錯的，所以他永遠是對的。近情的人和專尚邏輯的人，不同處可以在他們信札后面的附言中看出來。我最愛讀朋友所給我的信后的附言，尤其是那種和信的正文互相矛盾的附言。這種附言里邊包括著一切近情的后想，一切疑惑不決之點和忽然而發的聰明說話和常識。一個溫和的思想家就是一個企圖用長篇大論的論據證明一個說法之后，忽然回到了直覺的地位，由于一陣忽然而發的常識，立刻取消他以前所做的論證而自認錯誤的人，這就是我所謂人性化的思想。

我們只需拿各人所寫的信來看看，專尚邏輯的人必是在信的本文中罄其所欲言，而近情的人，即有著人類精神的人，必是在附言中說他的話。譬如一個人的女兒請求她的父親許她進大學讀書，她的父親或許在回信之中列出許多極合于邏輯的理由，第一怎樣，第二怎樣，第三怎樣，例如：已有三個哥哥在大學讀書，負擔已經很重；她的母親正在家中患病，需要她在旁服侍；等。他在信末署名之后，又加寫了一行附言：“不必多說了，一準在秋季開學時入校吧。我總替你想法子。”

或如一個丈夫寫信給他的太太，發表離婚的決心，并列出許多似乎毫無駁詰余地的理由，如：第一，太太對他不忠；第二，他每次回家從來吃不到熱飯；等。所列的理由很充足極平允，倘若委托給律師辦理，則事理上將更為嚴正，口氣將更為有理由。但是他在寫完這信時，心中忽然有所感觸，便又提起筆來在后面加了一行：“算了吧，可愛的蘇菲，我真是一個壞坯子。我將帶一束鮮花回家了。”

上述的兩封信里邊，其論據都是極為合理的，不過當時說這些話的是一個心在邏輯的人，而在附言中已變了一個有著真正人類精神的人在那里說話——一個近人情的父親和一個近人情的丈夫。如此就是人類靈心的責任，人類有靈心，并不是叫它去做愚笨的邏輯的辯論，而應是在互相沖突的沖動、感覺和欲望永遠變遷的海洋中企圖保持一種合于理智的平衡。這就是人事中的真理，也就是我們所企圖達到的地步。無從答復的論據常可由憐憫之情答復它，充足的理由常可由愛情打破它。在人事之中，不合邏輯的行為常是最能動人的。法律本身就承認它未必能處處絕對的平允，也時常不能不遷就人情，所以一國的元首都另有著一種特赦權，如林肯所用以赦免那個“母親的兒子”一樣。

近情精神使我們的思想人性化，并且使我們不堅信自己總是對的。它的影響在于刨去我們行為的棱角，并使它調和起來。和近情精神相反，就是思想和行為中，我們的個人生活中，國家生活中，婚姻、宗教與政治中的一切方式的熱狂和武斷。我以為，在中國熱狂和武斷是較少的。中國的暴眾雖也易于鼓動（例如庚子年的拳匪），但近情的精神確在某種程度上使我們的皇帝專制、我們的宗教和所謂“欺壓女性”人性化。近情精神在這些當中當然都是有限制的，不過它確是存在著的。這精神使我們的皇帝、我們的上帝和我們的丈夫都成了單純的人類。中國的皇帝并不像日本天皇那么半神道，而中國的史家已演繹出一個皇帝受命于天，但他如失德，便將喪失天命的假說。他如失德，我們可以殺他的頭，在歷代的興衰中，被人砍去腦袋的皇帝已不知道有多少個，這就破除了我們的皇帝乃是神圣的或半神圣的念頭。我們的圣人也沒有被人尊奉為神道，而不過始終認他們為聰明的教師，我們的神道也不是完善的模范，而不過是像我們的官府一般唯利是圖，很是腐敗，可以用甘言和賄賂打動。凡是出乎情理之外的事情，我們一概稱之為“不近人情”，太過于矯情的人就是大奸，因為他在心理上是反常的。在政治的區域內，某些歐洲國家人們心中的邏輯和他們的行事實在異常不近人情。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現代的歐洲并不由近情的精神所統治著，也不是由具有理智的精神所統治著，而實在是由瘋狂的精神所統治的。

看看歐洲的現象，使人發生一種不寧的感覺，這種不寧，并不是由于看見國家的目標、國界和殖民地要求的沖突而發生，因為這些都是理智的精神所能夠應付的，而實在是由于看見歐洲各統治者那種心境而發生的。這就是等于跨上一輛街車，駛到一處陌生的地方，而忽然對司機發生了不信任的心思。這不信任并不是由于疑心司機不認識路，因而疑心他不能將自己載到目的地，而是由于聽見司機在那里胡言亂語，前言不搭后語，因而疑心他未必是清醒的。如若司機還有著一支手槍，而坐者并沒有離開汽車的方法，他的不寧當然將更為增加了。我敢信這幅人心的調整畫并不是人心的本身，而不過是一時失常，不過是暫時瘋狂的一個階段，將來自會像瘟疫一般自己消滅的。我敢證言，人心是終屬有能力的，敢信人類不免一死的靈心雖是有限制的，但其智力實仍是遠勝于歐洲之不顧一切的司機，而到了最后，我們終能和平地生活，因為到了那時節，我們都已學會怎樣做近情的思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