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宗教的恢復

世上有許多人自以為認識上帝，知道上帝的愛憎。因此一個人在討論這個題目時，不免被有些人認做褻瀆，也被另一些人認做先知。人類以各個分別的說起來，不過是地殼的千百萬萬分之一，而地殼又不過是宇宙的千百萬萬分之一，真是極其渺小的物事，竟敢說認識上帝。

然而沒有生活的哲學是完備的，沒有一個人類精神生活的概念是充分的，除非我們把自己引進到和周遭世界的生活有滿意而融洽的關系里邊去。人類已很夠重要，是我們研究中最重要的題旨，這就是人性主義的要素。然而人類是生活于一個宏大的宇宙中的，這宇宙也和人類一般的奇特。所以凡是忽視了周遭的大世界，忽視了它的起由和結果的人，都不能算做有著一個滿意的生命。

正統派宗教的缺點，在于在歷史的進展中和一些完全不涉及宗教范圍的物事發生了不可分析的關系——物理學、地質學、天文學、犯罪學、性的概念和婦女觀念。如若它專自限于良心的范圍，則重新定向的工作便不必像目下這般的困難了。毀滅“天堂”和“地獄”的觀念，較易于毀滅上帝的觀念。

反之，科學把宇宙的神秘的一種更新更深的意義和物質之為動力的一種別稱的新概念，展開于現代基督徒的眼前。對于上帝本身，詹姆士·金斯（James Jeans）曾說，宇宙實好似一個偉大的思想，而不似一具偉大的機器。計算的本身，證明宇宙中實在有所謂算術上不能加以計算的東西。宗教須往后退，它不應該像以前涉及自然科學范圍中的許多物事，而應承認它們乃是不屬于宗教的物事。宗教也不應該讓神靈的閱歷去倚賴著完全不相干的說法，如：人類的歷史已有四千余年，或一百萬年，或地球的形狀是扁的、圓的，或是像折疊桌子一般，或是由印度的象或中國的龜所擎著。宗教應該限于道德的范圍，限于良心的范圍，它自有和花木魚星的研究的一般的尊嚴。圣保羅是首先動手術割治猶太教的人。他把飲食（吃有蹄的動物）和宗教分拆開來，使宗教得益不淺。宗教不但從分拆飲食之中可以得到益處，也可從分拆地質學和解剖學之中得到益處。宗教不必再去做一個天文學和地質學的涉獵者和一個古代傳說的保存者。宗教盡可以在生物教師講課時閉口不言，就不像向來那么愚蠢，而易于得到人類的崇敬了。

照現代所有的宗教而論，每個人將不得不把自己從所信仰的宗教中拯救出來，不論我們對于神學信條的意見如何。我們未嘗不能在跪在地上默默作禮、眼望著彩色玻璃的教禮和崇拜的氛圍下投身于上帝的門下。在這種意義上，崇拜成為真正的美術經驗，真是出于本心的美術經驗，猶如我們看著太陽向山林的背后落下去一般。在這個人的心目中，宗教是良心的最后事實，因為這個美術經驗是非常近于詩意的。

但他對于現代的教會必然蔑視，因為他崇拜的上帝，并不是一個花些小錢即能買得動的上帝。他不能在乘船向北行駛時，叫風向北吹；不能在向南行駛時，叫風向南吹。為著順風而感謝上帝，乃是絕對的無禮，也是自私。因為這包含著上帝這個特別人向北行駛時，便不顧及另有許多向南行駛的人了。宗教應該是一種靈的交流，當中不能含有此造對彼造有所求的交換情事。他必不能夠了解教會的真義，他對于宗教所經過的轉變必覺得奇怪。他如將宗教照目前的形式下定義必會愕然無措。宗教是它的現狀加了神秘情感的贊頌嗎？抑是某種已經成為非常神秘，已經雕飾，已經遮掩的道德真理，庶使教士之流可以從而得到生活嗎？啟示對宗教的關系，是否也是如“秘方”對用廣告宣傳的“秘制藥品”之關系一般的嗎？它抑或是一種利用不能見的、不可思議的事物在那里變戲法，因為不能見的不可思議的事物乃是最便于變戲法的事物嗎？信仰是否應該以知識為基礎，還是信仰乃是開始的知識的終點嗎？它抑或像一個棒球，可以由愛梅·麥克弗遜（Aimee McPherson，二十世紀初福音傳教士和創建者）向觀眾打去——是一種喬（Joe）可以用接棒球的法子去接過來的事物嗎？……基督是否必須在托爾斯泰被希臘的正統教會除名之后，于大風雪中將他抱在懷中嗎？或是基督將要立在曼寧主教（Bishop Manning）的窗外，招呼那些坐在長椅中的富家孩子，一再做他的請求說“讓這些孩子到我這里”嗎？

所以宗教在我們的心中所留下的是：一種令人不舒服的——然而在我是異常滿意的——感覺，覺得宗教所在于我們的生命中的，將是一種對生活的美，生活的偉大和生活的神秘更簡單化的感覺。當中雖也有一種責任，但已撇去了神學所堆積于表面的自以為準確的東西。在這個形式中的宗教是簡單的，它于現代的人類已是夠好。中古時代的神靈神權統治思想已漸漸退化。至于個人的永生問題——即宗教用以打動人心的第二個大理由——現在有許多人都已是抱著要死便死，而并無不滿意的態度了。

我們對永生的成見，當中略帶一些病理性質。人類的期望長生是可以諒解的，但如若沒有基督徒從中推波助瀾，則必不至于被人類重視到這般畸形的地步。它已不是一種微妙的回想、一種崇高的幻想、位于虛無和事實中間的詩意境界，而已成為一種十分一本正經的事實。尤其是在修道士的心目中，死亡的意識或死后的生活，已成為生活中主要的關懷事件了。事實上，五十歲以上的人們，不論是異教徒或基督徒，大多并不怕死。這就是他們為什么不為死亡所威嚇，并不把天堂和地獄十分放在心上的理由。我們常常聽見他們很高興地討論自己身后的碑銘和墳墓的式樣，以及火葬的好處等。我這話并不單說凡是自知必升天堂者是如此，也是指著對死亡抱一種現實見解，以為人死不過似燈燭的火焰熄滅一般者而說的。目下識見高超的名人當中，有許多個都表示不相信有所謂個人的長生而并不在意——如威爾斯（H.G.Wells，英國著名科幻作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阿瑟·凱茲爵士等人——但我以為并不一定需識見十分高超的人們方能克服死亡的恐怖。

有許多人已將別種更有意義的永生代替了這種個人的永生——如種族的永生、功績和影響的永生。當我們去世之后，倘若所遺留的功績依舊繼續影響我們自己社會中的人生——不論這影響是怎樣微小——而在其中活動，便已夠了。我們可以將花朵摘下來，將花瓣丟在地上，然而它的香味依舊存留于空氣中。這是一種更好的、更合理的、更為公的永生。在這種真實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路德·伯班克（Luther Burbank，美國植物育種家）和托馬斯·愛迪生（Thomas Edison）至今還在我們之中活著。他們的身體雖然已死，但這又有什么關系？因為所謂“身體”者，無非是許多化學的組成分子不斷有變化組合狀態的一個抽象的綜合罷了。人們開始了悟自己的生命不過是像永流的大河中的一滴水，因此對于這生命之流樂于做一些貢獻。倘若他能少懷一些自私心，他自會覺得滿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