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金瓶梅》研究應從王世貞研究作為新的突破口和起點，那么首先要考察《金瓶梅》和王世貞的關系。《金瓶梅》事實上影射王世貞一家三代，乃至太倉王氏家族，態度極不友好。因此《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貞的仇家。作者同時又是嚴嵩的仇家，二者交集，現有若干作者嫌疑人中，徐渭最符合條件。

本文以《金瓶梅詞話》（以下簡稱“詞話本”）和《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以下簡稱“繡像本”）為基礎材料。《金瓶梅》是兩個版本的合稱。本文關于《金瓶梅》的任何判斷，都是指兩個版本共同具有的性質。

梅節先生指出“詞話本”中存在三處硬證據，分別是：

1. 第五十二回中四月二十一日庚戌、二十三日壬子切合嘉靖四十年（1561）干支。

2. 第五十九到八十回官哥兒、李瓶兒、西門慶三大喪禮日期切合隆慶五年、六年（1571、1572）干支。

3. 第六十八回“南河南徙”發生于萬歷五年（1577）。

（梅節《〈金瓶梅〉成書于萬歷的新材料》，第三屆國際《金瓶梅》學術討論會論文，1997年7月）

詞話本稿本構思寫作于明朝嘉靖晚期到萬歷初期，可見是合乎實際的。

許建平先生認為“21世紀《金瓶梅》研究應從王世貞研究作為新的突破口和起點”（許建平《王世貞和〈金瓶梅〉的著作權》，《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王世貞（1526—1590，字元美，江蘇太倉人）確實是嘉靖晚期到萬歷初期文壇上呼風喚雨的領袖人物。這個論斷也是完全合理的。

受到兩位前輩的啟發，筆者斗膽提出了一個問題：《金瓶梅》的作者究竟和王世貞是什么樣的關系？是敵對，還是友好？這恐怕也是考證《金瓶梅》作者過程中必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因為《金瓶梅》這樣震撼文壇的巨著，很難想象不和文壇盟主王世貞發生任何聯系。

筆者通過對詞話本和繡像本進行認真考察，發現其中有大量影射王世貞乃至太倉王氏家族的內容，態度極不友好。

兩個版本第十七、十八回，均出現了一個倒霉的兵部尚書王黼，因為保衛京師不力，致使敵軍深入，被言官彈劾，五月下獄受審，被宋徽宗親自判決，秋后斬首。王世貞的父親王忬（1507—1560，字民應）恰好就是這樣死的，死后也恰好被追封為兵部尚書。王世貞和親友，極其忌諱此事。他們絕對不會在小說里面這樣直通通記錄“兵部王尚書”的可悲命運。

兩個版本第六十五回歡迎六黃太尉的山東官僚行列中，出現了兩個例外人物，他倆既不是北宋晚期的真實歷史人物，也不是明朝正德、嘉靖年間的進士。一個是“右布政陳四箴”，現據黃霖先生考證，是影射萬歷十七年（1589）冒死上諫的大理寺官員雒于仁（黃霖《金瓶梅成書問題三考》，《復旦大學學報》1985年第4期）；一個是“青州府王士奇”，據筆者考證是影射青州兵備副使王世貞和他的長子王士騏。（全亮《〈金瓶梅〉作者徐渭說補證》中《〈金瓶梅〉中明朝正德嘉靖時期進士表》，上海大學碩士論文）“青州兵備副使”是王世貞外放的第一個官職，任職時間是嘉靖三十五年到三十八年（1556—1559）。因此“王青州”當時是王世貞的雅號。書中同時出現的黃甲、凌云翼、狄斯彬同是嘉靖二十二年（1543）癸卯科南直隸省試舉人，王世貞恰恰在這一科。而王世貞和《金瓶梅》中先后出現的凌云翼、狄斯彬、曹禾、黃元白都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

王士騏是萬歷十年（1582）南直隸省試解元，十七年（1589）進士，當年也是鼎鼎大名的人物。

“青州府王士奇”影射“王青州”王世貞、王士騏父子，不僅是一箭雙雕，還頗有嘲諷意味。“王世貞”諧音“王世珍”，“王士騏”諧音“王士奇”。“青州府王士奇”將二者合在一起，諷刺王世貞給兒子起的名字像親兄弟一樣。

兩個版本中西門慶官商事業的繼承人張二官名叫“張懋德”，王世貞的親弟弟王二官名叫“王世懋”（1536—1588，字敬美），一個堂哥名叫“王世德”（1509—1578，字求美）。“張懋德”原來也是一箭雙雕。

張懋德在《金瓶梅》里面是個什么人物呢？原來是老流氓張大戶（強奸過潘金蓮）的侄子。據第六十八回鄭愛月講，長得很丑，麻臉蛋，瞇縫眼，就是有錢，成天嫖妓，和西門慶明爭暗斗。西門慶死后，張懋德搶了西門慶的官帽和生意，娶了西門慶的二老婆李嬌兒，收了西門慶的歌童春鴻，幫閑應伯爵也成天為他服務，還差點娶了潘金蓮。總之，這個人和西門大官人差不多一路貨色，區別就是西門慶長得很帥，張懋德長得很丑。

張二官取名“張懋德”，這顯然是從側面在攻擊王世貞。

兩個版本中提到男寵，就往往和王世貞的家鄉蘇州府扯上了關系。

西門府第一個男寵書童，外號“小張松”，是蘇州府常熟縣人，后來叛逃回了老家。

西門府的另一個男寵王經，雖然是“山東清河縣”本地人，但好歹也姓王。

第三十六回西門府請來唱海鹽戲的蘇州戲子，名字也很曖昧，叫什么“茍子孝”“袁琰”“周順”“胡慥”。他們和“好男風”的蔡狀元、安進士玩得火熱。

據丁朗先生考證，“茍子孝”諧音“溝子小”。而“袁琰”諧音“圓眼”，“胡慥”諧音“胡操”，這都不是什么好詞。

剩下的“周順”也大有來歷。嘉靖年間河南彰德府（今河南安陽）趙康王朱厚煜（1498—1560）的心腹太監名叫“周順”，本來是北直隸常山（今河北正定）人（安陽縣地方史志辦公室“周順墓”http：//www.ayx.gov.cn/93/index.asp），在《金瓶梅》里面不知怎么成了蘇州戲子。

李攀龍（1514—1570，字于鱗，山東濟南人）和王世貞排擠謝榛（1499—1579，字茂秦，山東臨清人）的時候，李攀龍含沙射影罵謝榛是朱厚煜的男寵（周瀟《謝榛與李攀龍絕交始末辨析》，《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6期）。李攀龍和謝榛是山東老鄉，大概是投鼠忌器，所以就輪到王世貞的老家蘇州府倒霉了。作者把“周順”這個名字夾在里面，也許是想為謝榛洗白。

作者把“蘇州”和“男寵”扯在一起，看來也是為了貶低王世貞。

“繡像本”敵視王世貞，進一步升了級。第一回中應伯爵說“如今年時，只好敘些財勢，那里好敘齒”。這句話看似是應伯爵自我解嘲，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明顯是影射李攀龍、王世貞因為少年顯貴而排斥老詩人謝榛的丑行。當時文人一看這句話，就大概明白諷刺的是誰。

嘉靖三十三年（1554）王世貞、李攀龍將老詩人謝榛逐出“后七子”之列，是當年文壇轟動一時的大事。起初，謝榛因為善于寫詩，并且有扎實的詩歌理論，嘉靖二十六年（1547）又行俠仗義救了盧楠，受到王世貞、李攀龍等人的推崇，加上年紀最大，成為詩社的骨干。后來，王世貞、李攀龍在官場上漸漸發達，在文壇也聲名鵲起，終于和謝榛絕交，將他趕出了詩社。李攀龍罵謝榛是年老失寵的男妓，王世貞罵謝榛兩個眼睛都應該挖掉（謝榛自幼一目失明），為什么不撒泡尿自己照照等等，言語都很惡毒。后來王世貞雖然沒有和謝榛徹底斷交，但是提到謝榛，往往視之為奴仆、門客（許建平《〈臨清州志〉與〈金瓶梅〉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金瓶梅研究》第九輯）。

所以“繡像本”里面應伯爵的這句話，還是有深刻的含義的。

“繡像本”第三十回回目“蔡太師擅恩錫爵”，明顯犯了“王錫爵”（1534—1614，字元馭）的名字。正如王世貞是太倉王氏文壇的領袖，王錫爵是太倉王氏政壇的領袖。萬歷十二年（1584）王錫爵入閣，后官至首輔，三十年間，位高權重。他幫助王世貞補官升官，幫助王忬封贈（凌微年《王錫爵與王世貞的交游行誼》，《太倉日報》，2010年4月21日）。在繡像本改定者看來，這都是“蔡太師擅恩”。

為什么“錫爵”是故意影射王錫爵呢？繡像本里面表示“賞賜”，一般都寫作“賜”，什么“知縣在廳上賜了三杯酒”（第一回），什么“自古長者賜，少者不敢辭”（第六十七回），什么“特賜金莖露一杯”（第七十二回）。而且蔡京給西門慶、來保、吳典恩是直接封官，也不是賞給爵位。

這個回目偏偏用“錫”這個古字，存心把首輔王錫爵和奸相蔡京類比，一點兒也不客氣。王世貞晚年在王錫爵幫助下咸魚翻身，看來是繡像本改定者極其厭惡的一件事。

這個影射也有助于判斷“繡像本”稿本的修改時間。王世貞因為王錫爵推薦而被重新起用、王忬死后得到“兵部尚書”的封贈，都是發生在萬歷十五年（1587）。“繡像本”稿本這個回目應該是萬歷十五年之后改定的。

“繡像本”第七十二回王招宣府上“世忠堂”有對聯：“喬木風霜古，山河帶礪新。”“喬木風霜古”這句詩來自明朝名臣楊士奇（楊士奇《題枯木竹石》，《東里集續集》卷五十五）。王世貞曾經抄襲此句，作對聯“喬木風霜古，漁樵日月私”（王世貞《李南雄而進》，《弇州四部稿》卷三十一）。

王招宣府的祖爺名叫王景崇，歷史上還真有兩個。唐末有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到他兒子王镕的時候，被滅族。后漢有鳳翔節度使王景崇，也被滅族。王三官名叫王寀，北宋末年確實有一個風流公子王寀，爭寵失敗，被宋徽宗殺了（

全亮《〈金瓶梅〉作者徐渭說補證》中《〈金瓶梅〉中北宋真實人物表》）。《金瓶梅》里面敗家子王三官的父親王逸軒早死，母親在家里和別人偷情，老婆在家上吊了兩三次，自己還認賊作父，拜西門慶為干爹。潘金蓮還是王招宣府培養出來的。現在把這句詩掛在臭名昭著的王招宣府，對王世貞的諷刺可謂毒辣。

王招宣府只有王三官，那王大官和王二官哪里去了？王世貞在家里算“王大官”，王世懋在家里算“王二官”，正好拉來湊數。這可能是作者的心思。

單單“山河帶礪新”這半副對聯，也比王世貞半通不通的“漁樵日月私”強多了。作者在這里，恐怕也想在文學上把王世貞比下去。

“繡像本”第九十三回敗家子“陳敬濟”當了道士，取名“陳宗美”，成了師兄的孌童。這里面又有門道。

“詞話本”里面是“陳經濟”，這個名字已經很不錯了，諷刺他既不能經世濟民，也不能養活自己。那繡像本為什么要改成“陳敬濟”呢？

原來這個改動，又是針對王世貞家族的。王世芳（1503—1563），字濟美，是王世貞的堂兄。王世懋，字敬美。又是一個一箭雙雕！王世貞，字元美。王世貞堂兄弟的字里面，都帶一個“美”字。“宗美”二字，恰如其分。

“陳敬濟”改名“陳宗美”，看起來簡單，實際上把王世貞的堂兄弟們罵了一個遍。

綜合上面八條，可見“詞話本”的作者確實是王世貞的仇家，攻擊王世貞一家三代。“繡像本”的改定者對王世貞的仇恨有增無減，打擊面進一步放大，把李攀龍、王錫爵都牽連進去了。兩個版本中一箭雙雕的攻擊手法，也極其相似。兩個版本里面的時間點，也是交叉出現的。如果筆者沒有看錯的話，他倆就是一個人。

結合明朝沈德符等人的記載，作者既是嚴嵩的仇家，又是王世貞的仇家。二者交集，現有若干作者嫌疑人中唯有徐渭（1521—1593，字文長，浙江紹興人）符合條件，這和明朝袁中道所說的“紹興老儒”也是正好合拍的。

這個問題的解決可以初步回答一系列有關《金瓶梅》的疑難問題。

為什么袁宏道極力推崇《金瓶梅》和徐渭，大力貶低王世貞？因為是徐渭作《金瓶梅》。《金瓶梅》某種意義上成為公安派反對后七子復古主義的一件武器。

為什么直到1596年左右，《金瓶梅》才有了傳世的消息？因為《金瓶梅》攻擊的是同時代的文壇領袖和政壇領袖，在作者生前是不敢公開的。

為什么董其昌一邊盛贊《金瓶梅》，一邊嚷嚷要燒了這本書？因為他和太倉王氏關系親密，打斷骨頭連著筋。

為什么直到1617年左右，《金瓶梅詞話》才能出版？因為只要退休首輔王錫爵還活著，就恐怕沒有出版商敢在老虎頭上搔癢癢。

王世貞是蘇州（古代吳國首都）人，徐渭是紹興（古代越國首都）人。兩人一個是廟堂文學的盟主，一個是江湖文學的豪俠，刀光劍影，針鋒相對，在激烈爭斗中竟然誕生了《金瓶梅》這樣苦大仇深的巨著，所以筆者用一句話概括全文——“吳越爭霸成世仇”。

可能有人要說，“王世貞的仇家作《金瓶梅》”這個結論，對堅持“王世貞作《金瓶梅》”或者“王世貞門人作《金瓶梅》”的學者未免太殘酷了。但是筆者認為，徐渭和王世貞，也是相反相成的一對矛盾。《金瓶梅》某種意義上也是被王世貞及其門人逼出來的。對王世貞及其門人的研究越深入，對徐渭的研究就越深入，對研究《金瓶梅》就越有好處。

（作者單位：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