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讀詩人沒有明言的詩意？》

古風插畫/石家小鬼

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jié)又逢君。

杜甫《江南逢李龜年》一詩，字面上看，無疑是一首十分通俗易懂的作品。此詩向來被人們稱為名作，有人譽之為“千秋絕調(diào)”（清·愛新覺羅·弘歷[乾隆]《唐宋詩醇》卷十八），還有人認為即使由擅長絕句的王昌齡、李白來寫，也無法超過杜甫的這首《江南逢李龜年》（清·黃生《杜詩說》）。總之這是一首傳播在人們口中的名篇，千百年來被人們反復吟誦。對這首詩進行注釋、鑒賞的工作，歷來就沒有間斷過。唐詩中，李商隱的《錦瑟》被認為是難以索解之作，杜甫的《江南逢李龜年》似乎從來沒有人這么認為。而實際上，要想深入全面理解這首詩，決非易事。至少，我所見的種種解說，對于這首詩的詩意所在都未能闡發(fā)得盡洽我心。

就像有學者指出的，假如單以字面意思來理解這首詩，不過是：“我在岐王和崔滌那里經(jīng)常看到你，聽到你唱歌，現(xiàn)在，在晚春，我在江南又遇到你了”[1]。是沒有什么詩意可言的，因此不能算是一首詩，更遑論好詩。可是，這卻是千百年來公認的一首好詩。那么，它的詩意究竟是從哪里來的呢？

我認為，這首詩的詩意來源，至少可以分析為如下七個層次：

第一層詩意來自景物的轉(zhuǎn)換。詩中雖然有“尋常見”、“幾度聞”、“又逢”的字樣，也就是說，杜甫跟李龜年見面機會有多次。但是，詩人使用了一個“又”字，實際上就等于將他們的見面分成了兩回，即：詩的前兩句代表一回，詩的后兩句代表一回。前一回的見面場所雖然是在岐王宅、崔九堂的不同地點，但可以合并為“富貴人家”，地點一般認為是在當時的東都洛陽[2]。前后兩回景物的不同是：前者是王侯達官的宅第，后者是暮春的落花飄零。稍加引申，就是：前者是人間景物，后者是自然景物；前者是富貴氣象，后者是美好季節(jié)（春季）的殘余；前者皆為實景（宅第、廳堂），后者乃是虛景（落花，什么花、多少花詩中都沒有交代）。景物從人間富貴轉(zhuǎn)換為自然殘季，從實景轉(zhuǎn)為虛景，必然引起人的失落、惆悵、空虛之類的情感。而這類情感，從來都是中國抒情詩歌的一大永恒的主題。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水墨畫

第二層詩意來自見面數(shù)量的變化。詩人跟李龜年的見面，早期是“尋常”，是“幾度”，后者是一次。對此我們可以這樣分析：早期見面是必然的、容易的，后期見面是偶然的、不容易的。人生總是喜聚惡散。必然的、容易的見面，在當時也許并不覺得怎樣可喜可貴，但是后來回憶起來，總是覺得難得且珍貴；偶然的、不容易的見面，對于多愁善感的人都會產(chǎn)生漂泊、無奈之類的情感。兩者對照，就會益發(fā)鮮明地襯顯出詩人作詩時的落寞情懷。這種落寞情懷，細心的讀者都會感覺得到。

第三層詩意來自人物命運的前后變化。只要對這首詩進行注釋，哪怕是最簡明的注釋，也一定會說明一下李龜年其人。綜合唐朝的鄭處誨《明皇雜錄》卷下和范攄《云溪友議》卷第六的記載，我們知道，李龜年是唐玄宗開元年間最有名的歌者，會譜曲，其中《渭川曲》旋律精妙，當時曾廣泛流傳，因此深受唐玄宗李隆基的寵愛，待遇十分優(yōu)厚。李龜年在洛陽通遠里大興土木，修建了規(guī)模、豪華都“逾于公侯”的宅第，其宅第中堂的寬敞在當時的洛陽是無與倫比的。安史之亂爆發(fā)后，李龜年沒能跟隨唐玄宗李隆基到四川，而是流落到了潭州（今天湖南長沙）一帶。“每遇良辰勝景，為人歌數(shù)闋，座中聞之，莫不掩泣罷酒”（《明皇雜錄》）。當時，李龜年在當?shù)毓賳T的筵席之上演唱的歌曲中有一首名為《相思》：“紅豆生南國，春(秋)來發(fā)幾(故)枝。愿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3]，當然，還有《伊州歌》，“清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余。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shù)附書”，這些都是王維的作品。可以說，李龜年相當于今天的流行歌曲明星。在其中一次當?shù)毓賳T的筵席上演唱的時候，杜甫見到了他，于是有了這一首著名的詩歌。可見，李龜年是一個曾經(jīng)繁華、現(xiàn)在歸于落魄的人物，他的人生今昔，有著強烈的反差。李龜年的遭際命運，足以令人感慨系之。

詩人杜甫的命運雖然沒有李龜年那么大的起落，但是也經(jīng)歷了一定的變化。杜甫出生在一個“奉儒守官”的人家，他的祖父、父親都在朝廷做官，父親做到縣令，母親出生于當時的望族——清河崔氏家族，家境不會太差。杜甫本人比較早慧，十四五歲就進入文壇，開始跟當時洛陽的一班名流交往，并且得到了他們的稱贊，“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杜甫《壯游》）。可見，當李龜年吉星高照、蒙受寵愛的時候，杜甫也開始在詩壇嶄露頭角了。杜甫雖然還沒有得到朝廷的實際認可，還沒有中進士，也沒有得到一官半職，但是，他的心里是充滿自信的，“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理想也很高遠，“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不難想象，杜甫當年的心情是愉快的。但是，杜甫兩次參加進士考試的失敗，十多年長安求官的蹭蹬，四十四歲那年十月好不容易得到一個小職位，進入官場，次年八月就爆發(fā)了安史之亂。然后是逃難、陷賊，做左拾遺，但又很快就因為上書言事觸犯龍顏，不久又被降職。四十八歲那年八月，杜甫終于棄官不做。從此攜家?guī)Э冢ど掀次鞅薄⑽髂系牡缆贰始胰频模宦吠队H靠友。雖然杜甫的詩名在與日俱增，但是這種一路漂泊的生活，也使他飽嘗了人情冷暖的眼色與世味。“羈旅知交態(tài)，淹留見俗情。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杜甫《久客》）。這是杜甫見到李龜年前兩年在公安縣時的感慨。杜甫在臨離開四川梓州（今三臺縣）時作的兩句詩，很好地概括了他的今昔境況，“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杜甫《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詩歌涉及人物李龜年和詩人自身命運兩端的反差，這種人生的今昔對比，是感動讀者、引起感傷共鳴的重要內(nèi)容。

第四層詩意來自對人生榮衰命運過程的反思與追問。一個有相當詩歌閱讀素養(yǎng)和人生閱歷的讀者，絕不會將自己的聯(lián)想停留在今昔兩個端點上，而會從這兩個端點出發(fā)，一點點用自己的閱讀經(jīng)驗和人生體驗，填滿整個過程。根據(jù)史書記載，詩中所說的岐王、崔九都死于開元十四年（公元726年）。也就是說，杜甫在他們府上見到李龜年，大約都在開元十三年，那一年杜甫十四歲。他們在“江南”也就是潭州（今天湖南長沙市）的重逢，是代宗大歷五年（公元770年），這一年杜甫五十九歲。兩回見面的中間，隔了四十五年。這四十五年之中，杜甫我們是比較了解的，李龜年雖然因為缺少文獻記載，無法了解，但是，他的經(jīng)歷肯定也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的。誰的人生會是幾十年一躍而過呢？人到垂暮，難免回憶往昔、反思過去，這四十多年的時間、經(jīng)歷，值得回憶、反思的內(nèi)容肯定是無比豐富的。這里邊，自然少不了關(guān)于功名利祿、關(guān)于榮辱毀譽、關(guān)于愛恨情仇、關(guān)于世事輪回、關(guān)于生老病死之類的感慨。

第五層詩意來自對國家百姓命運的聯(lián)想。憂國憂民是儒家思想熏陶下的中國文人的一個傳統(tǒng)，也是中國抒情詩言志的重要思想內(nèi)容，杜甫在這方面又是一位堪稱典范的詩人。從開元十三四年到大歷五年的四十余年，中間有持續(xù)近八年的內(nèi)戰(zhàn)時期——安史之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春望》），戰(zhàn)爭給國家、給百姓造成的災難是多方面的、無比深重的。隨著李唐王朝從此一蹶不振，由盛轉(zhuǎn)衰，百姓的生存境況也日趨惡劣。杜甫之所以寫《江南逢李龜年》這首詩，肯定不是只為了交待他在潭州重逢故人李龜年這一私人事件的本身。了解一點唐代這一段歷史的讀者，是很容易產(chǎn)生這種聯(lián)想和感慨的。

第六層詩意來自若干細節(jié)的仔細品味。專家級的讀者，是不會放過任何細節(jié)的。對于總共只有二十八個字的一首七言絕句，又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偉大詩人杜甫的作品，更不會放過任何蛛絲馬跡。詩中岐王和崔九都曾經(jīng)是喜歡接待文人的王侯達官，杜甫這么直接地寫出他們的名號，多少會有一些懷念的用意。岐王李范乃唐睿宗第四子，原名隆范，后來為了避免跟唐玄宗李隆基重字改為單字名。“范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士無貴賤，皆盡禮接待”（《舊唐書》本傳，新傳也有相似記載）。關(guān)于崔滌，史書雖然沒有明確記載他接待文士的事跡，但是新舊唐書都記載了他是善于論辯、喜歡開玩笑的人，“性滑稽善辯，帝恐漏禁中語，以‘慎密’字親署笏端”（《舊唐書》），他顯然屬于平易近人、口沒遮攔的一類人物。杜甫應該是喜歡跟這樣的人交往的。李范的岐王封號是他父親唐睿宗生前給的。李隆基繼位后，李范先是擔任太子少師，接著，歷任絳州、鄭州、岐州刺史，后來升遷為太子太傅。在死去的開元十四年，被追贈為惠文太子。按照史書稱述慣例，杜甫似乎應該稱李范為太子。但詩人在這首詩里稱其為岐王，可能隱含著詩人的諷喻之意。史書記載，唐玄宗表面上做出信任、寬待兄弟的樣子，但是他對于王公們的交游有著嚴格的限制，“禁約王公，不令與外人交納”。對一些曾經(jīng)跟李范有過詩酒往來的人，例如，駙馬都尉裴虛己、萬年縣尉劉庭琦、太祝張諤等都遭到了貶謫處罰。杜甫自己雖然沒有受到處罰，但是他對這種規(guī)定一定是有所不滿的。

杜甫稱李龜年為“君”，其中也有文章。杜甫當年在洛陽見到李龜年時，李龜年已經(jīng)是眾星捧月的席上紅人，當朝皇帝寵愛的人，來頭自然小不了。而杜甫只是叨陪末座的少年，那個時候，他恐怕還不太容易跟李龜年說上話。詩的頭兩句，也可以理解為有自我介紹之意——杜甫記得當年的李龜年，李龜年卻未必記得當年的杜甫。“見”、“聞”措辭的矜持，也可以印證這一點。杜甫詩中，“君”通常用于稱呼親密朋友。例如，《夢李白二首》有“君今在羅網(wǎng)”、“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等句。杜甫跟李龜年未見有特別的交往、交情，單獨這一首詩稱呼李龜年為“君”，不免有些突兀。或者，潭州重逢的時候，杜甫覺得他們的地位、身份都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李龜年淪落為謀生歌手，杜甫則是當?shù)亻L官的親友或賓客，而且是“大名詩獨步”（韋迢《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的詩人。杜甫這樣稱呼李龜年，多少有些憐惜對方的色彩。從此不難看出，詩人的心細如發(fā)。

第七層詩意來自文本的外部語境。任何文學作品都既不是橫空出世，也不是遺世獨立的，有著縱橫交錯的各種聯(lián)系、參照物存在。在杜甫的全部詩歌中，論人物類型、內(nèi)容和結(jié)構(gòu)，《江南逢李龜年》有一個姊妹篇，那就是《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作《江南逢李龜年》一詩的三年前，大歷二年（公元767年），杜甫在夔州（今重慶奉節(jié)）一位地方官員家的筵席上看到一位劍器舞者的表演，當?shù)弥俏枵呔褪钱斈曛膭ζ魑枵吖珜O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的時候，詩人就深情地回憶起自己兒時一次觀看公孫大娘的舞蹈演出的情形，對公孫大娘的舞蹈藝術(shù)給予了高度的贊賞。詩中的人物公孫大娘是跟李龜年同時、齊名的宮廷藝人，可見人物相同。李十二娘原本當是宮廷御用舞者，可見也跟李龜年一樣，都是從宮廷流落民間的藝人。他們的經(jīng)歷都是“梨園弟子散如煙”的一部分。雖然《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是一首七言古體詩，《江南逢李龜年》是一首七言絕句，字數(shù)懸殊，但是，兩首詩的內(nèi)容、結(jié)構(gòu)都沒有本質(zhì)的差別，只是詳略不同而已。清朝的黃生看出了《江南逢李龜年》“與《劍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絕”，堪稱慧眼。杜甫之外，別的詩人也有同類或者說相近的作品。這一類作品當然是很多的，舉例來說，早于杜甫的詩人李嶠前后兩次讓唐玄宗動情感嘆的《汾陰行》就是這樣的作品，詩曰：“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晚于杜甫的白居易的《琵琶行》和劉禹錫的《金陵五題·烏衣巷》也是這一類的作品。這些同類的詩歌作品，當然也是同中有異的。無論同異，都有助于讀者加深對作品本身詩意的理解。我不同意一些研究者在研究詩歌時，肯定一點，否定其余，或者自己提出一種新說法就便貶低、推倒前人舊說法的習慣做法。我認為，對于《江南逢李龜年》這樣的作品是可以進行不同層次的理解的。任何用自己一時發(fā)明或者借用的理論，就輕易地否定他人的觀點，都是不足為訓的。

美編 赫赫 編輯 孫至妍sunzhiyangood@163.com

注釋：

[1][美]宇文所安.鄭學勤,譯.《追憶》[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4：4.原書作“我在岐王和崔湜……”，崔湜顯然為崔滌之誤。

[2]有學者認為是在長安，這一點聞一多先生駁論甚詳，可以采信。參看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

[3]如今流傳的王維的詩歌《相思》的版本是：“紅豆生南國，春來發(fā)幾枝。愿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此詩最早見于晚唐時期范攄的軼事小說集《云溪友議》，其卷中《云中命》記載：“龜年曾于湘中采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fā)幾枝。贈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較之今天版本，此處版本只有“秋來”、“贈君”兩處異文。而到了宋朝洪邁編輯整理的《萬首唐人絕句詩》中，又為：“紅豆生南國，秋來發(fā)故枝。勸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到了明清時期，新出現(xiàn)了“春來”、“愿君”的《相思》版本，這直接影響了《唐詩三百首》的選編與當今王維詩歌《相思》版本的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