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27—101?)，東漢杰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字仲任，會稽上虞(今浙江上虞縣)人。出身貧寒。曾在太學讀書，老師是班固之父班彪。他讀書刻苦，過目成誦，“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他的代表著作《論衡》是我國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他在談到《論衡》一書宗旨時公開聲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佚文》)王充的《論衡》沒有專論文藝問題，但在不少地方卻表現了他的文學主張。首先應該提到的是王充很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和作家的責任感。他說：“夫文人文章，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愿載，思勉為善；邪人惡載，力自禁哉。”(《佚文》)主張文人之筆應“勸善懲惡”，“匡濟薄俗”。正因如此，王充又進一步認為“真”是審美判斷的標準，如果以“虛妄”之美為美，就是錯誤的審美判斷，要努力使“華偽之文滅”。在內容與形式的關系上，他主張“外內表里，自相副稱”，“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生五色，皆生于體。茍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同上)內容起決定作用，但要靠一定的形式去表現，所謂“情見乎辭”，“物以文為表，人以文為基”，即是說形式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文章的語言方面，王充主張把書面語言和口頭語言結合起來，要用便于表現內容的通俗流暢的語言寫文章。他說，“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以使“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批判了“隱閉指意”，“文必艱深”的流弊，批判了當時文壇“尊古卑今”的不良傾向，主張時代變了，語言也應有所變化，以適應時代的需要，顯示了王充分析問題具有一定的歷史發展的眼光。在反對當時流行的盲目厚古之風時，王充明確提出文章應有獨特之處，不應因襲古人和盲目模仿，要有所創造和前進。他說：“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各以所稟，自為佳好……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這顯然是對那些崇古模擬，墨守成規而反對創新者的有力批判。王充進步的文學主張對后世的文學理論有著積極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