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熙年間隨著清王朝封建政權的鞏固和思想文化統治的加強，散文創作中的復古明道之說漸興，以維護封建統治為基本目的桐城派散文得到發展。桐城派由康熙時的方苞開創，后有劉大櫆、姚鼐等人師友相承推波助瀾，形成一個影響很大的文學復古運動。方苞(1668－1749)，字靈皋，號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年間進士，清代著名散文家。他論文主張通經明道，繼承孔、孟、程、朱的道統，尊六經、語、孟、《左》、《史》、唐宋八大家乃至于明代歸有光文統，把文統與道統的統一作為文的最高標準；講究義法，主張散文應表現儒家思想，宣揚圣道倫常、人倫風化(義)；講求寫作的形式技巧，文章的轉折波瀾和選詞用語，并向古人學習(法)。“義法”之論深受桐城派其他作家推崇，方苞也因此被推為桐城派始祖。但其“義法”之論根本用意在于為圣道立言，為封建統治服務，寫作方面也更注重于形式技巧和法古，因此所謂“義法”本質上是舊義舊法，其所提倡的散文與八股文也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劉大櫆(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峰，安徽桐城人，師事方苞，又受姚鼐推崇，成為桐城派的中堅人物。他論文繼承方苞的“義法”之論，但更側重于“法”。認為義理雖然重要，但只是寫文章的材料：“義理、書卷、經濟者，匠人之材料也。”而方法和技巧才是寫好文章的關鍵：“神氣音節者匠人之能事也。”他之所謂“法”主要指文章的音節字句、抑揚高下和啟承轉合等技巧，認為這些技巧須向古人學習方可得到，認為：“古人文字最不可攀處，只是文法高妙!”，“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不僅如此，劉大櫆還以“神氣”之說來補充方苞的“義法”之論，認為“行文之道，神為主而氣輔之”。他具體說明了神氣、音節與字句之間的關系，認為：“神者，氣之主；氣者，神之用。”“神氣不可見，于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這樣，劉大櫆便將方苞的“義法”之論又推進一步，為桐城派文論奠定了更堅實的基礎。

姚鼐(1731－1815)，字姬傳、夢谷，號借抱，安徽桐城人，乾隆年間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歷任山東、湖南方試主考官、會試同考官，參與修纂《四庫全書》。辭官后，曾主持江南紫陽書院和鐘山書院。清代著名散文家。他受業于劉大櫆，繼承方苞、劉大櫆的論文主張并加以發展，建立了桐城派古文的系統文論。他主張作文應“明道義，維風俗”，借散文創作來維護封建禮教。又主張義理、考證、文章三者兼備，“必兼收之，乃足為善”，認為三者“異趨而同為不可廢”，把文章的內容、作文的方法和文章的形式結合起來，使文章更好地為封建統治服務。他把文章的內容和形式作了精、粗之分，認為構成文章的因素有八種，其中“神、理、氣、味，文之精也；格、律、聲、色，文之粗也”。他也主張學習古人，但強調應從摹仿以至于創新，從形式及于內容，認為內容充實、言辭豐美的文章才是好文章。他把文章的風格作了剛、柔之分，認為風格多變而不離剛、柔二種。這樣，姚鼐便把散文創作的內容、方法、形式、風格等作了系統的論述，建立了桐城派系統的文論。

姚鼐之后有方東樹等人直接師承桐城派文論主張；而惲敬、張惠言等人雖承桐城派論文主張，但不拘泥于桐城派“義法”之說，成為桐城派的旁支，稱陽湖派。桐城派在清代是影響最大的散文流派，其影響直達于“五四”運動時期。

桐城派師友相承，自成體系。其散文以法古明道為特征，往往嚴謹雅潔，自成風格。從總結中國古代散文創作經驗的角度看，桐城派的論文主張有一定積極意義，但其以維護封建統治和封建禮教為目的，為封建階級服務的本質是不足取的。桐城派興盛發展之時，也受到了陳維崧、汪中等駢文作家的批評，在桐城派盛行之時，駢文也有中興之勢。到資產階級改良運動時期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桐城派的文論則受到了更深入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