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闡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著作。1940年1月發表在延安《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編入《毛澤東選集》第2卷。

1938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反動派采取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加緊了對日寇的妥協投降活動。他們在對中國共產黨發動猖狂的軍事進攻的同時，在政治思想方面也掀起一個新的反共浪潮。叫囂“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宣揚“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法西斯謬論，妄圖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維護國民黨一黨專政。在反共聲浪甚囂塵上的情況下，中國向何處去，就成了中國共產黨必須回答的迫切問題。

在這部著作中，毛澤東痛斥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謬論。闡述了中國革命的性質、規律和發展前途。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劃分為新舊兩個歷史時期和兩個歷史范疇，并科學地提出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他指出：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不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兩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系，而新民主主義革命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

在這部著作中，毛澤東規定和論證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綱領，即在政治上，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幾個革命階級聯合的共和國；在經濟上，沒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大銀行、大企業歸國家所有，建立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使之處于領導地位，沒收地主土地分給無地少地農民，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的合作社經濟；在文化上，發展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指導的反帝反封建文化。毛澤東批駁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共謬論，指出共產主義社會制度和思想體系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合理的，現在的世界依靠共產主義做救星，現在的中國也是這樣。

在這部著作中，毛澤東結合對中國革命發展規律的論述，闡發了許多光輝的哲學思想。書中揭露了民生史觀的二元論和唯心主義實質，提出共產主義的宇宙觀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同民生史觀是根本對立的。論述了真理的實踐標準，指出“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闡述了歷史發展的辯證法，強調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反對割斷歷史；指出新東西和舊東西是對立的，但新東西是從舊東西里發展起來的；政治和經濟是對立的，但政治決定于經濟，“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等等。號召全黨擴大共產主義思想宣傳，加緊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認為這對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早日勝利和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

《新民主主義論》系統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對中國革命起了巨大的指導作用，為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革命指明了方向和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