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八世紀起，古代希臘進入國家形成時期，至公元前六世紀，在廣闊的希臘世界先后建立起數以百計的奴隸制城邦。在古代世界奴隸制社會中，希臘奴隸制城邦因共形態發展比較充分而有典型性。希臘奴隸制城邦的產生同古代其他地區國家一樣，是社會經濟發展及由此引起社會分化加劇，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日益尖銳化的結果。公元前八至六世紀，希臘的社會生產力有了明顯提高，鐵器的普遍使用，促進了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特別是這個時期廣泛的大殖民運動，給希臘社會經濟的發展以深刻影響。原先工商業發達的地區，由于海上貿易和海上交通的發達，為糧食和原料供應提供了方便，使它們不受限制的發展工商業；以農業為主的地區，逐漸發展起更適合于其自然條件的葡萄、橄欖、果園及其他園藝經濟。這就促進希臘半島由古老自然經濟迅速向商品貨幣經濟方面轉化。在此基礎上，“出現了金屬貨幣，從而出現了貨幣資本、利息和高利貸；出現了作為生產者之間中介階級商人；出現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一七二頁)社會經濟的發展加速了社會的分化。氏族貴族不僅占有公有地，而且還通過高利貸等手段，奪占小農的份地，利用他們的特殊地位和統治權，剝削和壓迫平民。破產失地的小農被陷于債務奴役之中，有的甚至被賣到海外。平民為擺脫債務奴役，保持小片土地，展開對氏族貴族的斗爭。同時，少數平民由于經營工商業而致富，成為新興工商業奴隸主，但他們被摒除于政權之外，因而也起來反對氏族貴族。這些矛盾日益加劇，在平民反對貴族的斗爭中，氏族貴族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氏族制度經歷了變革和改造的過程，最后終于導致了國家的出現。希臘奴隸制城邦形成的具體過程，由于內外環境不同，呈現出種種不同情況。原屬邁錫尼文明地區，如彼奧提亞，原來的國家在外族入侵的打擊下不復存在了，城邦重新由氏族制形成起來，如底比斯、特斯皮亞等；也屬邁錫尼文明地區，如拉哥尼亞，原來的文明毀滅了，征服者通過征服，在奴役被征服地區居民和本氏族社會解體的基礎上形成了城邦，如斯巴達；在早期希臘移民過程中，移民者在移民地點經氏族部落解體過程形成了城邦，如小亞的愛奧尼亞、伊奧尼亞各邦；在大殖民運動中，在殖民地建立起了城邦，如地中海和黑海沿岸的殖民城邦；未經過外族入侵，“直接地和主要地從氏族社會本身內部發展起來的階級對立中產生的”城邦，如雅典。希臘各城邦是以城市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結合周圍不大的鄉村區域，組成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它地域不大，人口不多，具有小國寡民的特點。它的政治形式不是君主制，而是共和制，或者表現為貴族共和制，或者是民主共和制。其階級對立形式是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或富者與貧者，或特權者與非特權者，等等)。但是，在希臘城邦形成的初期，氏族貴族占統治地位，氏族制度的殘余在社會的各個方面還殘存著。隨著城邦階級斗爭，特別是平民反對貴族斗爭的展開，貴族政治在一些城邦被推翻了，繼而確立起僭主政治。僭主政治一般說來是代表工商業奴隸主利益的，所采取的政策是有利平民的。它在城邦政治形式的演變中帶有過渡性質。有的城邦，如雅典經過僭主政治，轉變為奴隸主民主政治；有的城邦，如科林斯則由僭主政治轉變為寡頭政治；有的城邦，如斯巴達則長期保持貴族政治的形式。希臘奴隸制城邦的經濟基礎是小土地所有制。馬克思指出：“小農經濟和獨立的手工業生產，一部分構成封建生產方式的基礎，一部分在封建生產方式瓦解之后又和資本主義生產并存。同時，它們在原始的東方公有制解體后，奴隸制真正支配生產以前，還構成古典社會里時期的經濟基礎”。(《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九〇九頁)小土地所有制，或小農業、小農經濟，起源于公社的平等分配，基本上屬于自耕農。作為土地占有者的農民構成城邦公民的核心，他們平時從事農耕生產，戰時從軍打仗。隨著奴隸制城邦的發展，小土地所有制也逐漸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前，土地雖然劃分為份地，并由各個家族繼承，但不許買賣。小所有者仍然是奴隸制城邦的經濟基礎；但是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后，隨著奴隸制的發展，以及伴隨城邦混戰而來的糧食投機、高利貸的盛行，加劇了土地的兼并過程，小所有制陷于破產過程中。失去土地的小所有者淪為無產的貧民，他們或者成為城市游民，或者受雇于大土地所有者，或者是到外邦充當雇傭兵。這種現象的存在和發展，必然引起奴隸制城邦的經濟基礎的瓦解，從而導致城邦的危機。公元前四世紀，希臘社會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異常尖銳。斯巴達、科林斯、亞哥斯等城邦先后爆發了奴隸起義和下層平民的起義。人民起義使危機中的奴隸制城邦受到嚴重的打擊。而希臘各邦此起彼落的爭霸戰爭不僅是城邦危機的反映，而且把希臘城邦推向末路。公元前337年，馬其頓征服者召集的全希臘會議(斯巴達未參加)——科林斯會議，結束了希臘城邦時代。此后希臘各邦名存實亡，失去獨立存在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