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派”和“民族主義文學”失敗以后，1931年12月，自稱“自由人”的胡秋原打著“文藝自由”的旗號，跳出來反對無產階級文藝。他在《阿狗文藝論》中，鼓吹“文學與藝術，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接著，他又寫了《勿侵略文藝》，繼續鼓吹“藝術不是宣傳”，讓政治主張“破壞”藝術“是使人煩厭的”，他反對“只準某一種文學把持文壇”，影射攻擊無產階級文學。當胡秋原這種“藝術至上”和“文藝自由”的資產階級文藝觀點受到左翼作家的批判時，自稱“第三種人”的蘇汶(杜衡)，出來聲援胡秋原。他在《關于〈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一文中，誣蔑左翼文藝“霸占”文壇，使“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者們是終于只能放手了”。后來他又寫了《“第三種人”的出路》、《論文學上的干涉主義》等文章，繼續攻擊革命作家迫使一部分小資產階級作家“不敢動筆”。

對于胡秋原的“文藝自由論”和蘇汶的“第三種人立場”，瞿秋白、周揚、魯迅、馮雪峰等人先后寫文章加以嚴厲批駁。瞿秋白在《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中指出，在階級社會里不可能有超出階級利益之外的“文藝自由”，“當無產階級公開的要求文藝的斗爭工具的時候，誰要出來大叫‘勿侵略文藝’，誰就無意中做了資產階級藝術至上派的‘留聲機’。”他認為在階級社會里，文藝作家“始終是某一階級的意識形態的代表。在這天羅地網的階級社會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種人’。”周揚的《到底是誰不要真理，不要文藝?》、馮雪峰的《關于“第三種文學的傾向與理論》等文章，都從維護馬列主義基本原則出發批駁了胡秋原和蘇汶的觀點和立場。

在對“第三種人”的批判中，魯迅的論述是最為有力的。他在《論“第三種人”》中指出，在階級社會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只不過是“一種心造的幻影”，“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發，要離開地球一樣”，是“離不開”的。針對所謂左翼作家迫使“第三種”作家“不敢動筆”的胡說，魯迅批駁說：“這‘第三種人’的‘擱筆’，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評的嚴酷。真實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這樣的‘第三種人’，做不成這樣的人，也就沒有了第三種筆，擱與不擱，還談不到。”事實證明，這些“自由人”、“第三種人”并不是那么超然脫俗的，這次論爭結束后不久，有些“第三種人”就當上了國民黨文化專制的“檢查官”；胡秋原則當上了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可見“超階級”、“超政治”的“文藝自由”論和“第三種人”立場，其實是自欺欺人的把戲。